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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突然问：“赵成章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成章，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成章，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要先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而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十分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南岸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他知道，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们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拼死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中。船在极大的旋涡之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红军官兵们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对员们突然站了起来。在北岸的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川军也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突击队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被在瞬间内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神炮手”赵成章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颗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突然，从抢渡的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停止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
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尽力气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毛泽东向老秀才问起渡河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红军一共才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理。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川军的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段。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军委决定：从最
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这是一个犹如破釜沉舟的决定。
中央红军的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再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追赶主力，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突破安顺场渡口后兵分两路夺取泸定铁索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头顶巨石高悬，脚下万丈深渊，深渊下是蜿蜒奔腾的河水。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中所有的党员都分散到了战士们中间，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大雨停了，突然间，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王开湘和杨成武规定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之上的速度前进。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并且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快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这次也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大渡河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被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块铁桩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末，以往在桥上通过的客商骡马不见了，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大渡河两岸间的峡谷上铁索空悬。北岸桥头的桥楼已经被沙袋围严，形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面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正对桥的城门上城墙高两丈，上面也修筑了几座堡垒，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天全部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了，天又下着大雨，同时有不少人鸦片烟瘾犯了，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天全率李昭营到达，南岸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到了，双方都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
万丈深渊之上，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至少川军这么想。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由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强行攀索向北岸冲去。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