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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紧接着传来的消息是: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他们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多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到达了距离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的标语。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一度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很快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城里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向昆明回援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横贯滇北的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八连,全连的红军干部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开始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急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地方,八连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们为红军提供船只。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从昆明开始急速北返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金沙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红军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在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了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已完全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
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