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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早已被黔军拿走了。当地的老乡说：“不但没有船，而且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得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上，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正想着，杨得志突然发现江面上漂着根什么东西，仔细
一看，是一根大毛竹！
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了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的竹排。和四团一样，杨得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红军官兵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热血贲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组成突击队。突击队离岸的时候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之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
红三军团五师担负了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三百多米，关下的渡口叫茶山渡。在这里防守的是黔军侯之担部实力最强的第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亲自坐镇指挥。五师集中了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将在三个强渡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黔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了江对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黔军的阵地扑了过去。前沿阵地上的黔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概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水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黔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泅渡点的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了数十只竹筏、木船，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的交火中，赵宪群中弹死亡，没有了营长的黔军随即兵败如山倒。与此同时，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排搭建浮桥，从浮桥上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庚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强渡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等五人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整整一夜他们一动不动，等待大部队打过来时突然发起冲击。
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黔军阻击阵地了，这时候，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黔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二师把重机枪调来了，暂时封锁了黔军冲击的那条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到了极限。耿飚在电话里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一九三一年被俘后参加红军。他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枪法，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地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黔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时，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员上了岸。紧要关头，红军官兵发现山路旁边有一块岩石可以攀登，于是几个战士身跃了上去，被阻的突击队员跟着一拥而上，黔军的阻击开始动摇，接着就是混乱的大溃散。几个要跑的黔军去拉他们那个叫罗玉春的团长一起跑，罗玉春哭喊着：“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跑得没有了踪影。
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地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在纷飞的子弹之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黔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负伤被江水冲走，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
补上来。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担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部队大部分绕过了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了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担，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出了贵州逃进了四川重庆。
一月三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黔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的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另一种贵州特产麻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麻草鞋。当天晚上，观音山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
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称黔军在乌江各个渡口正在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两次抢渡，均未逞，刻尚目隔岸相持中”。
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中央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黔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进入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里。他统治的首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洋，还附有一张写有“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来，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祝新年！
长征 六
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
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困中频繁移动。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黑刚下来的时候，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厚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野鸟。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就开始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打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体积巨大的船在山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过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刚刚开完遵义会议的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