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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没能渡过湘江的是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已经意识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担任后卫的危险处境，命令还特别指示三十四师：“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也要离开道县了，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指挥员在和三十四师师团干部们握手时，依依不舍，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霖，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００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由陈树湘带领一０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霖带领一０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镇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追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的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疯狂攻击湘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民党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官兵的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一００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０一团和一０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００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的冲击，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的下游方向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长征 五
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
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
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王家烈，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的是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另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了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陷于流离失所的境地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他急忙与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攻击中央红军，使其早日离开贵州。具体的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二十一个团。会后，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人员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当得知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后，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給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于是各路军阀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当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时，所有的军阀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势不可挡，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中央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中央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四十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