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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纪伯伦是注重事物的本质的。在《皮壳与内核》一文中，纪伯伦把他的这个观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指出，生命不在于它的“表象”，而在于它的“内蕴”，事物不在于它的“皮壳”，而在于它的“内核”，人不在于他的“面孔”，而在于他的“内心”。对于宗教、艺术、社会与个人，也应首先看到它 （他）们的内部本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见得有多少让人特别惊奇的地方，但在那时，宗教家、政治家、“学者”都唱着动听的歌曲，糟糠与精华难辨，对于那些东方人，尤其轻信的阿拉伯人，的确是一种及时而可贵的忠告吗。
纪伯伦在同胞中一直是一个孤独者。他的孤独是果实累累无人采摘的孤独，是一个慷概的给予者找不到接受者的孤独，是缺乏知音、缺少理解者的孤独。在《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一文中，纪伯伦向人们披露了作为精神富有的孤独者的秘密。文章情真意切，使人们更深地了解纪伯伦本人。
通过《我的心灵告诫我》、《完美》、《孤独》、《更辽阔的海洋》等文，纪伯伦引导读者进入一个辽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这里，纪伯伦时而是哲学家，谈论现象与本质；时而是道德家，表达无私给予者的烦恼；时而是美学家，探讨“完美”的终极意义；时而是心理学家，寻求诗人孤独的原因和心灵沟通的道路……他和他的心灵为伴，巡视着这个世界，希望找到一个涤荡污垢的大海，他们找到了，但海滩上充斥了世间的俗人与各式各样的装腔作势者，于是他们离开那里，又去寻找“更辽阔的海洋”。
《珍趣篇》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珍闻与趣谈”。在这里纪伯伦展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提出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地，令人深思而有所得。可以看出，这时纪伯伦的笔已不像过去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了。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纪伯伦的主题也渐渐从“破坏”转移到“建设”上来。“笔会”的中坚
就在出版《风暴集》的1920年，纪伯伦和侨居北美的部分阿拉伯海外文学家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笔会。这是阿位伯海外文学家的第一个文学团体，也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团体。
1920年4月20日晚，纽约的侨民文学家在《旅行家》周报编辑部聚会，共同商讨旅美阿拉伯文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除纪伯伦外，还有米哈依勒·努埃曼·纳希卜·阿里德拉希德·阿尤布、阿卜杜勒——麦希赫·哈达德、纳德拉·哈达德、威廉·卡茨菲里斯等六位作家。他们分别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是一批经历曲折、抱负远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他们原先把纳希卜·阿里德主办的《艺术》杂志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刊物被迫停刊，后来也未能恢复起来。于是他们又围聚在另一个阿拉伯文刊物《旅行家》周刊周围，把这个杂志作为展示他们思想和艺术成果的舞台。他们的文学素养、创作能力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文学爱好相近。爱与憎的感情相似，在艺术上和心灵间有某种契合。在这个小小的文学群体中，纪伯伦显示出他的才力过人。他不停地写作，发表诗文，成为他的文学之友的楷模。
在4月20日的这次聚会上，纪伯伦和他的朋友们达成了如下共识：为使阿拉伯文学摆脱僵化和停滞，使之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积极有效的力量，必须为阿拉伯文学注入新的精神。侨民文学家应当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为实现阿拉伯文学的历史性转变而共同奋斗。
他们的热情越来越高。紧接着又于4月28日在纪伯伦的住所举行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次的七位作家外，还增加了一位，名叫伊里亚斯·阿特拉。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通过了正式成立笔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选举纪伯伦为会长，努埃曼为顾问，卡茨菲利斯为司库。这样一个在纪伯伦领导下的阿拉伯文学团体就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下诞生了。
纪伯伦、努埃曼等代表了旅美派文学家的基本方向。他们主张，真正的文学是从生活土壤中汲取营养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家应具有敏锐的感觉、严密的思想、远大的目光，而且应能阐释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对自己心灵的影响。他们为笔会规定的宗旨是：为阿拉伯文学的肌体注入“活的灵魂”，用新精神抵制旧精神，把阿拉伯文学从古老陈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确立新精神并不是要割断与古人的一切联系，相反，卓越的古代诗人和思想家是后人寻求启示的泉源。
纪伯伦还为笔会设计了一个会徽。这个会徽设计得十分别致。在圆形图案的中央有一本打开着的书，书上写着这样新颖的口号：“上帝（真主）有一人间宝库，钥匙便是诗人之舌”。书的上方有一轮太阳当空悬挂着，书的下方是一盏灯，灯的右边是插入墨盒中的笔，左边是墨水形成的光焰。在圆形图案下方，是笔会的名称，上面是用类似库法体的阿拉伯文写成，下面则是用英文写成。
笔会的章程、会徽和口号，显示出旅美派文学家的奋斗目标和作“上帝”代言人的崇高使命感。他们要用自己的舌与笔，打开人间宝库，建起文学丰碑。
纪伯伦是笔会的中坚和旗手，他一直积极组织和参加笔会的各种活动，用精美的作品去充实笔会的文学专号。他和大家一起精选纸张、设计封面、整理材料、确定版式、悉心编辑。笔会的创作活动通过新闻报刊的各种渠道，及时传回阿拉伯各国，它的影响逐渐扩大，纪伯伦的声名也更远播四方了。
纪伯伦的作品，代表了笔会的思想艺术最高成就，显示了旅美派文学的成熟性和多样性。他的作品是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精神交流的桥梁。在纪伯伦和笔会的影响下，不久之后南美的马西、阿根廷等地也涌现出一大批阿拉伯侨民文学家，并且也成立了自己的文学团体。安达鲁西亚文学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团体。
阿拉伯本土的革新派文学家，对纪伯伦为首的旅美派文学给予充分的肯定。埃及的阿卡德、马齐尼等笛旺派批评家认为，旅美派文学家在特殊的环境里写出生活的智慧，表现出对文明的一种信仰。但也有人对旅美派文学家特别是纪伯伦提出严厉的指责与批评。他们有的从语言方面提出责难，说旅美派文学家的语言偏离了阿拉伯语的“根本”；有的从宗教道德方面进行攻击，说纪伯伦等企图摧毁宗教大厦和世俗权力，甚至企图摧毁家庭。在旅美侨民文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对纪伯伦的文学创新不能很好地理解，甚至抱挑剔和敌对态度。
笔会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持结了十余年。纪伯伦始终是支撑这一文学团体的脊梁和砥柱。他在笔会成立的前一年即1919年，曾在信中对埃及《新月》杂志的伊米尔·泽丹说，他过去二十年在写作和绘画上所做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准备”，“一种愿望”。他谦虚地说，“至今我还没有做一点值得留在阳光下的事情。我的思想之果尚未成熟，我的网尚沉在水中。”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巨大，决心用自己的“网”捕获到最多最有价值的猎物，也希望自己的思想果实日趋成熟。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组建笔会后，他更加奋发，更加苛严地要求自己，即使身体只能支撑四、五个小时，但他仍然努力争取用九个小时从事写作与绘画。他认为，在一个文学家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天才结出果实。”
纪伯伦发现自己面前“有一千零一件工作”，因此加快了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不但自己努力创作新作品，而且鼓励笔会的同位们努力创作。努埃曼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他得悉后很是着急，生怕这个文学天才淹没在其商业活动中，从而远离了文学世界。他急忙写信给努埃曼，以诙谐委婉的语调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心和希望。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米沙：
在地上的欲求和天上的目标间徘徊游荡的人啊，愿上帝赐你晨福！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市场和广场上喝：“看货啊！”我听见你用悦耳的声音高声呼唤着：“快来呀！看白洋布啊！快来呀！看有印花布呀！看有龙涎香呀！”你的声调很优美。米沙，我知道天使正在听你喝，正在把你的呼唤记录在不朽之书上。
我对你的“辉煌成功”感到高兴。但我害怕这成功！我害怕，我担心，因为它可能把你带入商业世界中。谁要是进入其中，他就很难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了！今晚我将和纳希卜、阿卜杜革——麦希赫在这个禅房聚会。啊，但愿你和我们在一起，米哈依勒！——啊，但愿你和我们在一起！……
纪伯伦十分巧妙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对友人的一片真情溢于文表，令人感动。
在笔会成立之前的十多年间，纪伯伦发表了散文《音乐短章》，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散文诗集《泪与笑》、长诗《行列》和用英文写出的寓言诗文集《疯人》。在笔会成立的当年发表了《风暴集》、《先驱者》。在1920年后则连续发表了《先知》（1923）、《珍趣篇》（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等散文诗集，和诗剧《大地之神》（1931）。此外，他还写出了散文诗集《流浪者》和《先知园》，以及剧本《国王与牧人》。不过它们都未能在他生前发表。《流浪者》和《先知园》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发表，《国王与牧人》则只作为《努埃曼全集》中的附录问世。
不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他在笔会成立后的十年间的创作，都超过成立前的十多年。至于艺术形式，前期是以小说为主，后期则以散文诗为主。他在散文诗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他在其他文学领域的成就，这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先知》的出版，更奠定了他在阿拉伯文学、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先知》：“神性的人”
1923年，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集《先知》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了。这本诗集是纪伯伦写出的最优美、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短短数年内，《先知》被译成法、意、俄等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受到各国读者的好评。这部散文诗对于纪伯伦，正如《吉檀迦利》之于泰戈尔，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正是这部作品，给诗人带来世界性声誉，使他当之无愧地置身于二十世纪东方乃至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列。
纪伯伦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主张应当用“血”来写作。《先知》就是他用多年的心血浇灌出的绚丽的艺术花朵。为了完成这本书，纪伯伦花费了多年时间以便精益求精，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
纪伯伦从青年时代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据一些资料记载，最早的稿本是他在黎巴嫩用阿拉伯文写下的，这时他才十八岁。二十岁时，他在美国波士顿，曾给母亲读过他写下的《先知》。母亲当时对他说：“孩子，太好了！不过还没到发表的时候。”又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