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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纪伯伦对于尼采的哲学并非全盘接受，并像传声筒一样去宣扬它们的。他认为尼采先于他“三百年”“摘去了他曾经将要采摘的那棵树上的果实”。纪伯伦与尼采一样，认为人类要“向前”并“向上”发展。但如果说尼采的终极目标是鄙视、憎恶人类的“超人”，那么纪伯伦的则是具有博爱之心的“神性的人”。尽管纪伯伦的诗文中出现过一些激烈的言词，甚至在《致同胞》中还说过“如今，我恨你们了！”那样过头的话，但这属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恨”，其出发点依旧是爱。
《暴风雨》成书于1920年，全集收集了纪伯伦在一次大战前后所写的31篇短文，其中一篇 《苏尔班》为短剧形式。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有力度的散文诗集。纪伯伦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暴风集》并不是偶然的。纪伯伦特别喜欢象征着反叛、革命、翻天覆地变化的暴风雨。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他的内心激荡之情能够得到共鸣与抒发。有一次，暴风雨骤然而起纪伯伦对他的朋友说：“我像它！人为什么不像霹雳闪电这般说话、写作？我愿站在高山之巅，像刚刚出生时那样浑身赤裸，我愿死于风暴之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次大战的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一场猛烈的革命”。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性的变革时代到来了。“狂风呼啸这是我所喜欢的。……我的感觉受到激励，我的心儿在悸动，我走向工作，她握着我的手—— ‘她’就是风暴。”
正是在这样的炽热中，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诞生了。这个集子荟萃了许多名篇，大都是针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写的。
《掘墓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篇。纪伯伦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他没有什么偶像，只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我是自己的主！”在这个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
纪伯伦在《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尸”的口号。他借“疯狂之神”之口说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苟且偷安的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在风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同前进”，这些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纪伯伦由此为诗人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即带领大家挖掘坟墓，埋葬“死人”与“活尸”。纪伯伦本人无疑是一直致力于这工作的。
关于东方，东方痼疾的论述，是《暴风集》中最有价值、最具普遍意义的部分。纪伯伦在《麻醉剂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东方是一个病夫”。不仅如此，东方在“灾病轮番侵袭”下，竟已“习惯了病痛”，甚至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太爱听甜言蜜语，以为一切揭病灶、下良药、动手术的行为都近于疯狂。对于这一点纪伯伦是深有感触的。
东方的“病人”是如此，东方的“医生”又如何呢？纪伯伦发现，东方的医生很多，但大多数只开些能减弱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从文中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纪伯伦以这些只开“麻醉品”的庸医来影射那些政客、宗教家、学者，甚至普通教师、邻人与亲朋。他们自己也是病人，又怎能治愈他人呢？纪伯伦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东方世界的现状：由于麻醉剂的效力，“东方”在柔软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辈子，而当一个清醒者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摆脱这种状态时，他却认为这是一个“粗鲁的，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家伙”，并且对自己的灵魂说，这是一个叛教者，正在败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伤害着人类。
可见，这些医生的麻醉剂非但不能根治东方的病症，而且使东方的病情恶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疗，敌视那些企图将其从昏睡中唤醒的人。纪伯伦在《龋齿》一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借牙科医生对东方民族的龋齿仅仅进行表面修补，裹上金壳的无用之举，将粉饰太平的行为与民族的衰亡联系起来。
纪伯伦在《暴风》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为东方治病的医生们的悲剧。显然纪伯伦对此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主张用“解剖刀”挑开东方遮掩的病灶，用果断的“手术刀”切除那危险蔓延的痈疽，从而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纪伯伦本人是一贯如此行事的，这才是真正的爱与忠诚。但他得到的却是嘲骂和诅咒，被宣布为“人道主义的敌人”！因此，纪伯伦在文中形象地描写出了“时代病夫”竟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掐死医生的可怕情景。在这篇文章中，纪伯伦所表现的愤怒超过了痛心。但这种愤怒终究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
《奴性》也是《暴风集》中的名篇。纪伯伦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自觉地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奴隶。他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写道：“自我降生始，七千年过去了，我所见到的尽是屈辱的奴隶和带镣铐的囚犯。”然而这些奴隶们却顺从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纪伯伦写道：“我发现奴隶主义昂首阔步于各地的祭悼队伍之中，人们奉之为神灵”。纪伯伦看出一种奴性从属于奴性，存在着一个奴性的阶梯：“劳工是商贾的奴隶，商贾是大兵的奴隶，大兵是官宦的奴隶，官宦是国王的奴隶，祭司是偶像的奴隶。”而偶像不过是“坚立在骷髅堆上”的“一把泥土”而已！
纪伯伦列举了奴性的种种表现形式，有“哑巴式”，“聋子式”，“佝偻式”，……不一而足，而“其最出奇者，则是将人们的现在与其父辈的过去拉在一起，使其灵魂拜倒在祖辈的传统面前，让其成为陈腐灵魂的新躯壳，一把朽骨的新坟墓。”
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喜欢坐而论道，不愿起而行道，这是纪伯伦发现和憎恶的另一个东方社会现象。他揭露“那些政治家们”言辞娓娓动听，说得天花乱坠，完全是为了蒙蔽公众耳目，那些神父、教士们口口声声训诫别人，而自己从来并不身体力行”。在《言语与夸夸其谈者》一文中，纪伯伦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声音淹没在夸夸其谈的汪洋大海之中，令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恼。纪伯伦叹道：“我的思想就丢在言语和夸夸其谈者中间”了！他忍无可忍地喊出：“我已厌烦了言语和夸夸其谈的人！”
在《致大地》一文中，纪伯伦强调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他针对东方民族沉溺以往光荣，总爱夸耀自己悠久历中的心理与行为，说出“准不把自己往昔的功绩忘却，必将元所创新”，这一名句。纪伯伦指出，“谁不用自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叶，必将日益衰亡。”因此，纪伯伦呼唤暴风雨，目的是“用风暴武装，以现代战胜过去，以新的压倒旧的，以强大征服软弱。”
纪伯伦在《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理想。一株纤弱的紫罗兰想变成高大灿烂的玫瑰，以了解自己“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越了“知足”这难以超越的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她的奋斗最后以悲剧靠终，但她带着“胜利的微笑”死而无憾。其它平庸的紫罗兰们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但对于“野心勃勃的紫罗兰”来说，她已经历过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再无遗憾了。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优美的散文诗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语言纤细柔弱的风格，而以火、以风暴锻铸出简洁、有力的文字。纪伯伦呼唤着摧枯拉朽的变革风暴的到来。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旧世界的“掘墓人”，一个号召人民摆脱奴性，反抗压迫的革命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再次冲击了海外阿拉伯侨民界，也给阿拉伯本土同胞带来很大震动。
1923年，《暴风集》的延续——《珍趣篇》出版了。这本书不是作者本人与出版商联系编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玛·布斯塔尼的阿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书局编辑出版的。由于它是从散见各处的纪伯伦的作品中选辑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内容上与纪伯伦的某些集子有重复。
《珍趣篇》是一个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综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作品，其中散文诗十六篇，韵诗十四首，文学论文与评论五篇，剧本一个。这些作品也大都写于一次大战前后，在内容与主题上与 《暴风集》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散文诗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你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这是一篇立意深刻、气势壮阔、形式新颖、文采璀璨的妙文。通篇以大体相近的句式，对应重复，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纪伯伦的爱国主义和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
纪伯伦采取叙述加对比的手法，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黎巴嫩。
你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
纪伯伦指出，他的敌对者缔造的黎巴嫩，是解不开的“政治死结”。针对在土耳其残酷统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卖，被教会欺骗的现状，纪伯伦写道：“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军队司令的棋盘”，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党”，是无休止的“谎言”和“辩论”。这样的黎巴嫩不会长久，它很快将走向灭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纪伯伦心目中的黎巴嫩，则是瑰丽无比的大自然，是“悠远的思想”、“炽势的感情”、“神圣的语言”，是“青年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是“朴素而袒露的真理”。在纪伯伦心中，这些都是被黑暗一时遮盖了的黎巴嫩的本色，这样的黎巴嫩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光辉的前途的，就像是“生气勃勃的青年”。
在纪伯伦看来，黎巴嫩的儿女应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传统的优秀品格，他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这些儿女们包括为黎巴嫩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包括“把自己的灵魂倾注于新杯中的诗人”，他们是“风吹不灭的灯，时蚀不腐的盐”，是迈着坚定步伐奔向真善美的人。
这篇散文诗表达了纪伯伦热爱祖国的一颗拳拳之心，具有无比的生命力，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并将显示出跨世纪的魅力。
《珍趣篇》中还有许多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独立与红毡帽》，通过一位同胞为了强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拒绝在法国客轮餐厅脱下他的红毡帽这件小事，引发出纪伯伦对民族心理的深刻透视和剖析。他指出，“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他们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的”，同胞们的不幸正在于“他们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纪伯伦呼吁同胞不要在小事上盲目争“独立”，要争“技术独立”与“工业独立”。他说这是“悬于每个人头上”的问题。在当时，能这样清醒地看到并大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