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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赏为主，种类一般有鹦鹉、八哥、辽哥、白玉鸟、珍珠鸟、沉香鸟、芙蓉鸟等等。南鸟色彩华丽的形体，北鸟宛润滑亮的鸣唱，无不令人神销魂遣。旗人们“采篱皇城下，悠然卧鸟声”，俨然一个个置身于富贵红尘中的陶渊明老先生。鸟儿成了旗人悠闲生活的寄托品，成了生活与大自然之间的媒介之物。
莺歌燕舞，粉墨登场。旗人另外一件趋之若骛的事是到戏园子里听京剧。戏园子在京城里称作“票房”，京剧称“二黄”，去那里听京剧为“玩票”，玩票的就是“票友”了。自从1790年由程长庚率领的 “四大徽班”（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为恭祝乾隆皇帝88大寿进京演出以后，吸收了徽剧、汉剧、昆曲诸多特点的京剧就诞生了。从此旗人们找到了一种消遣人生的高雅方式。他们聚集在翠峰庵、肃王府、达王府、言乐会等等票房里，前呼后拥，在红缎绣花的楠木戏桌前眉飞色舞，笑逐颜开，扮演了一副副现代狂热的追星族们老祖宗的嘴脸。京剧散发出一种鲜香的妖艳之气，这种妖艳之气在八旗子弟身上弥散、侵淫，并使京剧成为冥冥之中的亡国之音。
京剧对好死 不如赖活着的光绪皇帝来说是一种安慰，他打得一手好板鼓，他的生父醇亲王奕更是在府中养了个叫“恩庆科班”的戏班子，整日沉湎于其中；大权在握的皇亲恭亲王奕、肃清王善耆以及博迪苏公爵、博绪、载洵、载涛等等王公贵族，都是有名的戏迷。将大清江山游戏于掌中半个世纪的老佛爷慈禧，是旗人中最大的戏迷，她动不动就花大钱举行宴会，叫最有名的戏班子登场亮相，大太监李莲英投老佛爷所好，苦练嗓子，唱起来不让当时名伶，加 上又极懂得拍马屁的要领，于是很快就成了宫里的红人。老慈禧最喜欢看谭鑫培演的戏，有一次在宫中看他演《翠屏山》，一高兴之下就封了他一个四品官。
皇族子弟德如迷恋京剧的程度就更不可思议了。他因为沉浸在京剧当中而不愿意去当官，整天在家中喝酒吃肉与票友一起唱戏，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开始，他学演旦角，但是由于脸长得长，扮相出来后人们戏称他是“驴头旦”。后来他又改演小生，这回总算扮相过得去，嗓子也不错，于是更加肆无忌惮一发不可收拾，干脆后来不顾家族成员的反对正式当演员去了，终于成了名负一时的红小生。朝廷想到德如的祖父是封疆大吏，就又一次给他一个官做，但他仍不屑一顾，一辈子全身心地迷醉在梨园里。到了晚年，他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伶界大王”谭鑫培的儿子。
北京城成为八旗子弟的巨型游乐场了。他们在汉文化的京味沃土上培育出来更加精巧、雅致、适度、温和、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如果不是大清朝寿终正寝的话，他们将在自己的乐土上玩儿下 去，直到永远。可惜的是历史粉碎了他们的贵族生涯，使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他们的文化也随他们流入到老北京的每一个角落，进而影响到每一个老北京人。吴沃尧曾经用极其尖酸的笔法形容过民国初年一个在茶馆里吃烧饼的没落旗人，“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颗芝麻掉桌缝子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第22章 老北京牧歌1924年是在政治的诡秘中徐徐降临北京城的。安徽农家子弟出身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命令荷枪实弹的部队开进了紫禁城。冯的亲信部下、河北籍将军鹿钟麟举着他的小手枪把末代皇溥仪赶出了皇宫。
北京城经久不衰的封建帝王之气黯然隐去了，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大树将倾，非一绳所能维系”，帝王时代从此香销玉殒。
一个新的时代并未就此来临。20世纪头30年，作为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走马灯一般更替频繁的政权，使北京成了军事野心家和政治阴谋家粉墨登场一展身手的舞台。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像灾难深重的中国一样，北京在深沉的苦难中低垂着头颅。
然而，狰狞森严的帝王幽灵已不再是威慑人们心灵的暴力，在大清帝国的丧钟声中，积压了3000年之久的民间人文精神不可扼制地开始了自由上升，饱含着迷惘的痛楚，谨慎的伦理，沉稳的中庸之道，以及貌似温和的喜悦激情，它急迫地冲破了权力的镣铐与政治的枷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也就是后来经常勾起人们感怀的“老北京”，它把巨大的温馨留给了处在战争夹缝中的北国故都，它宽和醇雅的气息流散至今 。
1912年以后，明清旗人文化的众多特质被大量沦为贫民的八旗子弟传递到了市井民间，然后又被揉入到北京固有的燕赵传统中去，并对传统进行重塑。
基督教徒说：“那个能够忍受到底的人是惟一的幸福者。”
歌德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即，义和礼。”
辜鸿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老北京文化”不是一曲燕赵悲怆的英雄主义之歌，而是一坛渗入了阳刚阴柔二股劲道的醇厚老酒。
暮气沉沉的北京在及时行乐，它的人民纯朴而灵敏。
“老北京”文化的风情令人感叹“北方伟大生活的幽闲”。这座曾经当了800年帝王老巢的故都，如今终于成老百姓的天下了，人们自由地为生计奔忙着，舒展的筋骨随意在天安门前挥舞，他们可在前门楼子下大口地喝老白干或菊花酒，可上紫禁城里指指点点，可在皇城里大声地骂某个旗人，可像达官贵人一样大模大样地提着鸟笼进有名的茶馆去喝茶神侃，可到天坛的白玉台 阶上翘着二郎腿坐下。总之，他们已经是自由自在的人了，只要不干违法乱纪的事，他们想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管。他们有全中国最美丽的建筑为伴，而那丽人粉颈云发一般的湖山更是令人全身清爽，他们尽可呼吸新鲜空气无拘无束地生活。当过满洲人奴仆的老北京人确实不由得心头一热，产生了只有自己才能品尝到的春风得意的快感来。于是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也像《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一样，“很自傲生在北京，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
等到天子们彻底完蛋了，北京人才更加亲切地嗅出了天子脚下这座城市迷人的芬芳。他们更加热爱这座城市，更加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小部分。
阳光像瓢泼的海水沐浴着老北京人。到处是悠然的遛鸟者、“白天皮泡水（喝茶），晚上水泡皮（洗澡）”的茶客、自鸣得意的票友、拉黄包车的、卖冰糖葫芦的、卖糖人的、算命的、剃头的、提大茶壶的、摆场子的、变戏法的、开馆子的、捡破烂的、要饭的……北京前所未有地成了平民的乐园，它那昔日富丽堂皇的幽深姿体飘散出仪态万千的人情味。尤其是天桥和什刹海，里面五花八门的“京味”风情，令人流 连忘返，其乐融融。
老北京人这回不但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也找回了一座本该属于他们的城市。如今在这座城市里，“有令人惊叹的戏院、精美的饭馆子、市场、灯笼街、古玩街，有每月按期的庙会，有穷人每月交会钱到年节取月饼蜜什锦的饽饽铺，有露天变戏法的，有什刹海的马戏团，有天桥的戏棚子，有街巷小贩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还有串街串巷到家收旧货的清脆的打鼓声、卖冰镇酸奶的一双小铜盘子的敲击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妙；可以看见婚丧大典半里长的行列，以及官轿及官人跟班的随从；可以看见旗装的满洲女人和来自塞外沙漠的骆驼队，以及雍和宫的喇嘛、佛教的和尚；变戏法儿的吞剑的、叫街的、唱数来宝的唱莲花落的乞丐，各安其业，各自遵守数百年不成文的传统规矩，叫花子与花子头儿的仁厚，窃贼与盗贼的保护者。还有清朝的官员、退隐的学者、修道之士与娼妓、讲义气的青楼妓、放荡的寡妇、和尚的外家、太监的儿子、玩儿票唱戏的京戏票友，还有诚实恳切风趣诙谐的老百姓。”
老北京人住在简朴却异常温情的四合院里，心中涌起无限暖意。这是一个使人互相之间产生敬意和同情心的人情空间，人们讲究礼仪，相互帮助，聚在一起乘凉、喝茶 、说诙谐的俏皮话，只要他们中的谁出了点什么事，周围的人绝不会袖手旁观。有的四合院住了一大家子人，而有的则几家人合住在一起，人们在缓慢的生活节奏中失去了对贫苦生活的恐惧感，因为一种强烈的亲情氛围和充沛的阳光使他们获得到了真实的快乐人生，更何况北京人有的是事情可做，只要人勤快点，吃饱肚子简直不成问题。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呢？不就图过得舒适点快意点吗！老北京人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自由之身了，他们用自己的爱及乐观的心灵找到了通往幸福彼岸的小渡船。
“这位爷，您走好喽。”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比川绸更体面！”
“吓，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
“黄爷，帮帮忙，您老给美言几句。”
“姑娘，您外边溜达溜达吧，赶明儿再说。”
“就凭咱哥儿俩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有话还不好说吗？”
“得，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您吗？”
一口甜亮调侃的“京腔”，嘣响溜脆，把人们鲜活闲散的生活衬托得活灵活现，那一份人情，那一份积淀久远 的情貌，那浓浓的丰厚的北国民俗风韵，都从“京片子”里淌了出来。老北京人在四合院里动情了，望着溢彩流光的北京城，眼帘竟潮湿起来。平日里碰见外地人的时候，他们态度热情和蔼，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略微显得有点骄傲。
如今，老北京人同早先的八旗贵族“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再也用不着对他们低三下四地说话。他们学着晚清旗人神气悠闲的样儿，没事了也提个鸟笼子出去遛达遛达，得闲了就看书写字泡茶馆进小酒馆喝小酒吃炸酱面，或者耍嘴皮子聊天谈论国家大事，要么就种花什么的。
老北京人是很喜欢种点花的。鲜花装点了他们的四合院，也装点了他们自己的心灵。那些沦为贫民的旗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自食其力的生活中，对过去充满了幽香袭人的怀念，对无可奈何的现实充满了忧伤迷茫，失望之余，他们仍无法淡忘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