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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而不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有了时机和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
时间和空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定性。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 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其一，“跳出圈外机动”。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在刘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5 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台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军的“铁桶合围阵”。在1942 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
戏”。
34。 血与火
C 号作战计划《华北治安战》中在论及1942 年夏季日军的“扫荡”的目的时写道：“共军第18 集团军军部及129 师仍盘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于是，日军驻山西第1 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 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 月16 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设想为“预定5 月15 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 期进行。第一期（8 干）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 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 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分析屡次“扫荡”不力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第1 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 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的作战计划。当成熟的C 号作战计划放在冈村的案头上时，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将前线指挥所建在了长治，准备在这次作战中彻底解决问题。冈村宁次对自己上任一年来的成绩是满意的。到1942 年，华北的398 个具中，已有366 个县建立了日军的傀儡政权。但深究一步，这一成绩又含有水份。因为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边远的乡村实际上还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特别是115 师、120 师，129 师活动的地方就更是如此。正是这一时期，新任日军63 师团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平，他听取了各方的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皇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经过研究，冈村宁次认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文化侵略要同时进行，特别是经济封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冈村宁次很清楚，一旦将八路军山区与平匣地区的物资往来断绝开，特别是将有华北粮仓之称的冀中地区与太行山完全分割开，就可将太行山的八路军置于死地。太行山区本来就比较贫困，抗战爆发后，一下子驻进了大量的抗日部队，吃粮确实是个大问题。从1941 年伙到1942 年春，太行山少雨少雪，持续干旱，到处是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庄稼歉收。冈村宁次在军事打击屡屡失败后，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一招是从冀中入手，断绝八路军的粮食供给基地；一招是将打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八路军的首脑人物和首脑机关。对于C 号作战计划，冈村宁次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在4 月份对冀中“扫荡”时，也就是第一招刚刚使出去时，冈村宁次就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C 号作战计划上，准备使出第二招。他准备分区“扫荡”，一口一口地吃掉太行山的八路军，第一期吃掉驻在沁河河谷的385 旅；第二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第三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南地区的129 师师部。为此，日军特地成立了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特别行动队——挺进队。2 支挺进队由日军第36 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抗日根据地。2 支挺进队分别以队长的名字命名：益子队和大川队。挺进队接
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 支挺进队还进行了分工：益子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队重点破坏129 师，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进攻前，日军还印制了大量的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照片发到队员的手中，照片下面都注上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当时邓小平尚在大岳军区指导工作，所以，日军所发邓小平照片的下方特地注明“在太岳”3 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这件事时，认为日军情报之细致准确是值得八路军学习的。日军辽对整个作战采取严格保密措施。自带数日粮袜，不许举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正如电影台同中所说：鬼子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英才陨落在夏季反“扫荡”最困难的日子里，有几天时间，上至中央军委，下至129 师，都得不到八路军总部的消息了。刘伯承在作战室里一再地催间总部的消息，得到的问答仍然是“联系不上”。电台联系不上，派出去的人员又没有回来，刘伯承不能不急。抗战开始后不久，八路军总部就与129 师一起进驻了太行山。总部除有一个特务团外，没有更多的作战部队。所以，总部的驻地和129 师师部离得总是不很远，129 师担负了八路军总部的护卫任务。由于日军这番“扫荡”是直奔根据地腹心而来，不为沿途的小利所吸引，并且消息封锁得很厉害，以至于八路军总部没有能够提前得到消息。彭德怀在一篇回忆左权的文章中写道：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这次事先没有确切信息。待刘伯承得到总部的确切消息时，得到的却是“左权阵亡”的噩耗。5 月28 日，失踪了几日的总部终于又有了消息：总部于24 日晚被敌3000 余人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在向石灰窑以北突围时，左权阵亡，电台俱失；罗主任（注：集总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三部长（注：集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则已向黑龙洞方向突围，详情不明。听到左权阵亡的消息，与左权相识、相交、相知多年的刘伯承的悲痛比别人更深一层。左权与陈赓、徐向前同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1925 年2 月入党，1925 年12 月左权作为黄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