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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兵力的调转及其他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事务处理者多田骏就在多田骏在北平卸任的同一天，日本东京正在举行新任华北方面军的任命仪式。新任司令官正是让多田骏忌妒的又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提起杉山元、坂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田骏可能没人知道，但提起冈村宁次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就到了中国。1936年他就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了。1938年他出任第11师团师团长，该师团一直是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力师团。虽然中间在军事参议院闲赋几月，但这并没有消磨他重返前线的信心。冈村宁次比多田骏更为老练，也更为毒辣。他经常到华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冈村宁次吸取了多田骏的经验，他把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加以改进，一方面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同时又吸收国民党的统治经验在其控制区内实行保甲制度。冈村宁次上任后，在9月初开始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中就开始推行他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将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剿共肃正的目的，要把这次军事进攻与7月初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军事打击的效果。他反对单纯军事进攻。只有军事，而无政治、经济手段，军事行动是徒劳的，有时政治、经济手段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军事进攻所起的作用。为此，他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力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据1941年10月统计，当时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很多根据地就只剩下1、2个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走了一个中国通，又来一个中国通。新来的更加凶狠。
挫而愈坚彭德怀在10 月29 日上报中央军委的《配合蒋冬季攻势》电报中描述了日军“扫荡”的情形：敌此次进攻较前更残酷，主要是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我各后方机关及兵工厂损失相当严重。日军对晋中几个县“扫荡”后，据不完全统计，被害群众在1000 人以上，房屋被焚烧的约有1 万个村子。对于百团大战后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局面，彭德怀是有思想准备的。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分析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性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其表现为：1。 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 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3。 敌人加强对。。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彭德怀在8 月底和记者的谈话中也预测到更严酷的形势到来的可能。“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地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10 月初，日军首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所在地进行“扫荡”。11 月中旬又将矛头对准了太岳区。日军对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北岳区的“扫荡”，比太行区要晚一些，到11 月上旬才开始。日军在“扫荡”中采取了很多新招术，像“捕捉奔袭”、“辗转快剔”、“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等，大有不置八路军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架式。日军更狠毒的一招是要彻底毁灭八路军的生存之地。多田骏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一个参加过这次“扫荡”、以后被俘的日本士兵，曾经供述这次“扫荡”中敌人的作战目的：“当这个作战开始前，第222 联队第一大队长桥木正少佐，于山西襄垣县夏店镇的车站前，集合全体士兵，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于是，在大队中，新编了二个放火队，一个撒毒小队，。。这样足足杀死有3000 群众，沿途的房子也都被烧光。。。”冈村宁次上任后，在多田骏肃正作战的基础上对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他把华北分为三类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对治安区，他加强政治、经济奴役；对准治安区，则加强统治，严防八路军在其中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军事打击为主，彻底破坏根据地，使八路军失去生存条件。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军的残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仇恨。对付日本鬼子，八路军有的是办法。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兵学就很发达。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中就有“避其精锐，
击其情归”、“示形于敌”、“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极其丰富的战术原则。八路军以主力跳出包围圈，以小股部队在民兵、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配合下，牵着敌人在根据地内转圈，以疲惫来犯之敌。主力则乘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继太行区关家垴一战，歼灭日军两个大队后，北岳区从12 月8 日起，集中主力，积极出击，分别对阜平、东庄、党城和灵山之敌发起攻击和围困，将这几个地点敌人重新修建的碉堡予以摧毁，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迫使日军全部从阜平城和东庄据点撤退。至12 月初，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为配台北岳区的反“扫荡”，冀中区开展了破击德石路的作战行动，再次给敌以重创。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防着国民党的小动作。在百团大战连续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随着一封封贺电到来的同时，却传来了彭德怀家中亲人被害的消息。国民党一面向彭德怀发贺电，一面派遣特务，在1940 年10 月4 日半夜闯入彭家围子，将彭德怀三弟彭荣华当场杀害，弟媳龙国英打伤。抓走其二弟彭金华，并于同月11 日将其害死于狱中。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才获悉噩耗。国民党还乘八路军处境艰难之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 年1 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 年11 月1 日清晨，彭德怀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他们心中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是成竹在胸。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村庄——北方局所在地下南会村。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杨尚昆外，还有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 师刘伯承、蔡树藩，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针对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彭德怀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日寇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了三个基本任务。他在讲第三个基本任务时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夫开展游击活动，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从这第三点任务中可以看出，这篇报告，实际上标志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任务和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形的、看得见的战线将被无形的、看不见的战线所替代，从此之后，将有成百万的秘密武装活跃在日军周围，与日军的“蚕食”、“强化治安”进行一场没有战线的斗争。
此后，华北敌后抗战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
第八章空前困难时期
31。 紧箍咒
“全力以赴的一战”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 年11 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由于1940 年7 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 年77 万，1941 年65 万，1942 年55 万，1943 年50 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 年内缩减到平均65 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 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 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 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1941 年1 月16 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 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