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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时，日本的统治者比以前要富有得多，战争对他们工业体系的破坏相当小。大部分可看见的破坏是数百万普通平民的火柴盒般的房屋，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看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家工厂和官邸被摧毁，甚至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急于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堡垒”，华盛顿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脑们，免除了他们对12个亚洲国家的破坏和使之贫穷的责任。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战时领导人被处决。美国在战后占领结束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包括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控制着东亚最大贩毒网络的黑帮和教父。华盛顿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权力，其性质等于在战后使纳粹党重新在柏林上台。但这在日本却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因为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政治迫害的运动所扼杀，这种政治迫害甚过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极右势力在战时抢劫的赃物和日本财阀在战时从亚洲国家所榨取的利润的资助下得以复活。
从盟军占领日本一开始，麦克阿瑟将军、杜鲁门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员，完全知道日本在战争期间抢劫的赃物和日本上层人物所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关占领的报告承认：“占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和保护大量储藏的金、银、宝石、外国邮票、雕花瓷盘以及在日本为非法的各种货币。尽管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员收集起来，并由美国军队看护，但据了解，这些财产中没有申报的现金是存在的。”｛14｝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的另一大笔财富是由黑社会教父儿玉誉义夫（KodamaYoshio）得到的价值13亿美元的赃物。他作为日本海军少将参与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金百合行动，并专门负责抢劫亚洲黑社会。另外，他还负责日本在整个亚洲战时的毒品交易。战后，儿玉为了从巢鸭监狱出来，避免受到犯有战争罪的起诉，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1亿美元，这笔钱被存入M基金。儿玉还个人出钱创建了两个政党，后来合并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至今，华盛顿仍全力支持该党。
我们从美国一些法律行为的蛛丝马迹中可以证实美国得到了金百合行动的赃物，如检验桑蒂遗嘱的真伪、核对他交税的情况以及他存在美国、瑞士、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钱的法律证据。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全世界充斥着秘密账户，这些账户上的钱是来自金百合计划的赃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桑蒂死后，他的一些大的账户上的钱被匆忙地转到了名为退休少将兰斯代尔的名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黄金的银行账户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易手，这就提出了银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许多著名的名字与这个离奇的故事有紧密的联系。长期担任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里德（JohnReed）是与桑蒂的黑钱流动有牵连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在与此案有关的诉讼中常被提到。在这些诉讼案中发挥作用的律师中，有一位是旧金山的著名律师梅尔文·贝利（MelvinBelli），他在写给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编辑的信中说：“现在我确信世界上许多重要银行的确为桑蒂存过钱。”贝利在诉讼中写到：“被告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在花旗银行为桑蒂所拥有的金块的兑现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里德及花旗银行有系统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着上述金块，并将销售收入挪用。”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诉讼确信无疑地证明金百合行动所抢劫的财物的确隐藏在菲律宾。在旅游胜地碧瑶（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译者）附近，一位名叫罗赫略·罗哈斯（RogelioRoxas）的菲律宾锁匠发现了隐藏在一隧道里重达1吨的金佛像和数以千计的小金砖。一听到罗哈斯的发现后，马科斯总统派打手没收了金佛像。罗哈斯后来被捕，并受到拷打和谋杀。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他的家属从马科斯的财产中获得220亿美元的赔偿。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关日本抢劫亚洲财物的证人、文件和照片证据。
1968年，马科斯总统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日本，与日本达成联合发掘的交易。根据该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回忆，他们会见了一名皇室成员，“一名高级官员，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诉他们，日本在菲律宾藏匿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财富，这需要花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搜寻所有这些财富”。｛15｝另一场不同寻常的诉讼是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NorbertSchlei）在调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时，被美国财政部“咬”了一口后，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诉讼。
为了扩大竞选资金，在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后，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发现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国库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国债。为了避免难堪，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TanakaKakuei）迫使债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设计时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后可被说成是伪造的。当他的顾客要求谈判兑现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时，诺伯特·施莱被逮捕了。
第五节
华盛顿和东京坚决否认这些期票（被称为“57”，在裕仁执政一年后发行）的真实性。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它们是由财政部自己印刷和制造的，并在特定的场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认。我们复制了日本和瑞士银行之间的秘密通讯，它们确认了这些期票的真实性。纽约一些与“57”有牵连的金融家还告诉我们，由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精心设置的陷害诺伯特·施莱的圈套刚被执行，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Haig）就成功地同日本自民党有影响的人物竹下登（TakeshitaNoburu）就上述期票中的一种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老）布什总统给竹下登的一封私人信件进一步促成了该笔交易。所以这些金融证券的真实与否取决于你的朋友是谁。
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经过协调一致的努力，花了60年的时间才重新获得隐藏在瑞士银行里的资产，得到了包括大众汽车公司在内的德国大公司对他们所从事多年苦役的赔偿以及收回了从他们家中和办公室里抢走的艺术品。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激励全世界其他的幸存者发出要求赔偿的正义呼声，并导致了有关人士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
这一“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上进行着，战斗的一方是幸存下来的战俘、苦役、慰安妇和平民受害者，他们提出十几亿美元的赔偿诉讼，这一赔偿要求在战后一直被神秘地拒绝。据估计，到1995年，有70万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这些受害者身后是一支不同寻常的积极分子和律师的组合，他们有着多年同德国大公司和瑞士银行打官司要求赔偿的经验。急于避开这一不断扩大的司法“发现”，有关政府正在向受害者支付欠债，为的是堵住他们的嘴。
华盛顿的做法有所不同。其做法是将这类诉讼案从州法院转到联邦法院，在这里通过政治压力和政府机构的干预驳回这些诉讼。国务院、司法部援引1951年和平条约的第14条来阻止战俘和其他受害者起诉财大气粗的诸如三菱、三井和住友（Sumitomo）这样的大公司。在2000年6月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犹他州奥林·哈奇（OrrinHatch）主席，对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律师所说的“1951年的和平条约取消了受害者所有权利”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有权说‘巴丹死亡之旅’的受害者见鬼去吧，你们这些受到虐待的人放弃你们的权利吧，因为我们有权这样做？……从宪法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有权剥夺这些个体公民权利只是因为他们在条约里进行了这样的规定？……我们没有让日本政府赔偿。我们只是叫那些做了坏事的公司赔偿。今天，这样的一些公司有着几十亿美元的资产。”
尽管还有其他代表受害者的呼吁，2000年9月21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恩·沃克（VaughnWalker）还是做出了对美国战俘和其他受害者不利的判决。沃克说他同意政府的立场，这些诉讼案“具有潜在的扰乱半个世纪外交条约的因素”。他判决和平条约已解决了所有的赔偿问题，并对这些诉讼不予受理。｛16｝他说破坏自战争结束以来就存在的微妙的日美外交联盟是很危险的。另外，三位前驻日大使也令人难以置信地称这些美国前战俘实际上是“恐怖分子”。
华盛顿用来阻止这些诉讼所花的精力和时间的确很奇怪。整个问题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驻日大使托马斯·福利（ThomasFoley）非常坚决地拒绝向战俘和其他的苦役进行赔偿，认为“和平条约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所有主张”。他的副手克里斯托弗·J。拉夫勒（ChristopherJ。Lafleur）一有机会就附和他的立场。对受害者来说，有趣的是拉夫勒的妻子被住友公司聘为顾问。住友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企业集团之一，战时曾大量使用劳工，也是诉讼的对象。福利作为大使的任期一到，返回美国后，就到另一家大的企业集团三菱任待遇丰厚的顾问职务。三菱也是战时使用劳工最多的公司之一。也许更耐人寻味的是拉夫勒的妻子是日本前首相、藏相宫泽的女儿，宫泽就是1951年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秘密谈判和平条约的三位日本人中的一个。在任命驻日外交官时，利益冲突似乎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是能够被任命的一个条件。
今天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东京和华盛顿在金融方面进行了勾结，这些证据足以对此举行国会听证会和审计署的调查。在半个世纪的外交谎言掩盖后，现在是摘掉“国家安全”这块遮羞布的时刻了。在这块布后面有许多勾结、腐败和各种利害冲突，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
在我们调查这个问题的18年中，我们深深地怀疑有关金百合的证据中所涉及的巨额资金的问题。据权威的说法，世界上共有约130000吨加工过的黄金，包括金块、金币和装饰类的黄金，如金手镯、项链或戒指。官方有关黄金拥有量的记录表明，拥有超过世界75％人口的亚洲的黄金拥有量不到全世界总量的5％，这一统计数字从表面看有些荒唐。至少，在西方，黄金法则就像重力法则一样灌输给我们。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知道究竟有多少黄金。我们不知道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了多少黄金，因为当黄金到欧洲时，其中大部分已到了欧洲银行世家的手中，如福格尔家庭（Fuggers）和韦尔泽家族（Welsers）。他们赞助了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行动。福格尔和韦尔泽对如何处理这些黄金守口如瓶。除了了解他们很富有和以多种聪明的方式分散他们的财富外，我们无法知道克虏伯（Krupps）、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s）、奥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