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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祈祷的神父、修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已返回东京还打电话来鼓励我的耶稣会告
解神父。他们都知道我快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认为我将死去。相信一位
高明的医生的话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也许给我念珠的那位神父不相信我会死去。
一个人在无事可做等待死亡的时候，时光流逝竞是出奇的缓慢。当秒针擦过墙
上大挂钟的白色表盘时，每一声嘀嗒都缓慢、清晰得让人苦痛难安。
为什么时间走得这么慢？而我又为什么要急着死去呢？
我心中没有一丝焦虑与恐惧，不管是对我的家人还是我目己、或是我的工作，
都已没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了，我根本对任何事情都已没有了“欲望”，心中宁静
而茫然。
并不是说我已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绝不是这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活下
去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然而，就是在此时，我还保持着双重身份。我是作为国防部的“平民雇员”住
进医院的，我搞不懂军阶徽章，我分不清少校和中校，也分不清下士和中士。现在
去搞懂它已经太晚了。
我从来没有和军队系统或军人生活沾过边。我不知道那些看护我的男女护士们
的军阶。但是我知道我人院后第一个照顾我的护士是他们当中军阶最高的，她是少
校。并且在我离开这之前她将升为中校了。
我接到了我妻于和儿于打来的电话，我不得不告诉和于在随后的几天里不要打
电话来，因为随后几天会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即使我还活着，我也不可能坐着轮椅
到走廊里去接电话，我只能请护士帮我，这样太麻烦别人了。我一再向他们保证我
会拼搏到底，我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祈祷。
这里我必须提到那位不喜欢我的前部长和他的家人。在我离家的日子里，他们
给了我妻子和儿子极大的同情与帮助。
我万分感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和子忘记了我的嘱咐，在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想不到我们的
争吵会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时我也做好准备使自己保持冷静不发火。我
使自己冷静下来，只是提醒和子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施用抗生素而愈加疼痛——
我让她两天后再打来。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应该还活着，还能来接电话。
和于告诉我，她去过罗马的许多家教堂为我祈祷。我笑她就像一个从一酒吧跑
去另一酒吧的日本人，我建议她找一家教堂平静地祈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
向她大喊大叫。
第三天晚上，我心思茫然地看着电视。我的下半身已经处于半麻木状态，而我
收集尿液的工作又做得马马虎虎。已经没有必要换掉湿床单了，在临死之前，这些
小事已毫不重要，死亡会抹掉一切。
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会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上帝，信仰，家庭，
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是否自己的一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奇怪的是，也许我为了过“充实”的生活而犯下了太多的“罪恶”，我已没有
多少世俗的欲望了。精美的食物，好的女人（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好酒，金钱，
历险，嗜好，朋友，家庭，好工作，刺激，成功，会见大人物，快乐的时光，所有
这些记忆——大多是愉快的记忆——杂乱无章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自己面
带微笑，这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已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得到了大部分我想得到的东西，
做了大部分我想做的事。事实卜我度过了一个充实的、享有众多美好回忆的人生，
令人不快的记忆早已淡忘了而无需我去回避。
就连我最关心的，我的家人，也已经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去照顾。他们会很平
静，我也会。我感谢上帝使我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儿子，但我尽量不去想他们，一想
到要和他们分离我就会痛苦万分。
在关掉电视和夜灯之前，我掀开盖着我下半身的毯子，于是我看见了我无法相
信的景象。
我肿胀的左腿已缩回到正常的尺寸，右腿也缩小了许多，我尖叫起来。
护士冲进来，看见了我的腿的明显变化。
第二大一早，肾脏病理学家就来到病房诊视我已缩小的双腿。我的右腿又缩小
了一些，我的双腿很痛。他检查了我的双腿，注意到在我腿上有一些类似指甲抓痕
的红线，他摇摇头，不解地说道：“我无法理解。”
在两天里，我收集起来的尿达到创纪录的18升（4 ．75加仑），护士们打趣地
说我的尿液占据了冰箱里的所有空间，他们诙谐地评价说他们注意到我有“非常纤
细的脚踝”，病区的一些病友开始称我为“奇迹的人”。
我的双腿极为虚弱无力，但我确信我会从这次致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肾脏病
理学家还是十分谨慎，但是与他所知或所预料的相反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
他真诚地告诉我：“这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
现在的状况并不允许过于乐观，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这对他来说完全是
新鲜的。
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也忍受着同样病症的折磨。我看见他
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比我的状况好得多，起码他还能走路。他正准备接受一次肾
组织检查，就像我最终要接受的那样。
但是有一天，他的病床被遮闭起来；第二天，他不在了。他空空的病床提醒我
自己与死亡多么的近。
我的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但并不是狂喜，因为目前的状况还很严重，还是未
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
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
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医院的“巡回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来读，Saul Bellow 的
《The Dean’s December》。
在这种时候我挑了多么艰涩的一本书来读，为什么SaulBellow不是用海明威那
种轻松的文体来赢得诺贝尔奖呢？我的脑筋没法像平时那样清楚来读懂这些话，但
话说回来，我读英文一直很慢。
我特意在床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支多色圆珠笔，一本日记本，一本《英
日字典》和我得到的礼物念珠。我暂时还用不上这把小刀，但后来当我能在售货店
买东西时，它就很有用处了。
我很勤奋地在字典里查出那些难懂的词并试图记住它们。老习惯很难去掉。
好事情不断出现。
我已可以四处走动，我已能吃完每一顿饭，我开始做些轻柔的锻炼——面向墙
壁做直立的俯卧撑。那是我能做到的全部，我仍然十分虚弱，我还无法承受摔倒所
造成的伤害。
我获准自己淋浴，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因此而筋疲力尽。
我慢慢地步行到售货店去，买了糖果和折价的书。在其他商品里，我试图记住
那些出售的军阶徽章。
我还理了发。尽管我一再提醒她，那个德国女人还是给我剃了一个下等兵士的
头。她说她对给我剃的这个头相当满意。对一个几乎死去并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
来说，剃一个糟糕的发型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很滑稽：一个50
岁的列兵。
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有坚强的意志——是我坚强的力量源泉。这是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具有的品质，或许那仅仅是固执而已。但我确实具有这样的性格，
在如此关键的日日夜夜也没有改变。我时刻牢记对儿子的承诺，尽全力与疾病拼搏。
肾脏病理学家预计我的状况会逐渐变好但依然不稳定。他说如果能做一个组织
检查来查明肾脏的状况就好了。进行组织分析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我的身体
状况不够好就不会进行组织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等我已脱离生命危险，并且尿蛋白
少于3000毫克每升——这是很不正常的水平，但仍是一个比我的肾脏的可能状况要
好得多的指标。他以充满职业自信的语气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你的尿蛋
白检测至少是3500mg的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可能进行肾组织分析。”
由于误会，我在两天里做了两次测试而不是预定的一次。让病理学家大惊失色
的是，测试结果分别显示340mgm和280mg 的尿蛋白，差不多是他预料中的十分之一。
由于两次结果相近，不可能是测试错误。
病理学家无奈地边笑边摇头，他说他现在简直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说安排妥当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关于我的肾病他什么也没做，现在他也无
需再对我做些什么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医生的医疗记录报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治疗过程：病人人院治疗，基本
上卧床休息，低盐度饮食，施用 HCTh 50毫克……奇怪的是，病人排尿频繁，在 3、
4 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病人在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的情况下血浆肌氨酸酐在3
天内从1 ．9 降至1 ．3 。……”
这份谨慎言之的医疗报告详尽地表达出了病理学家的惊异。
在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向医院的随军神父学会了如何用念珠进行祈祷——这是
我从那时起每天都进行的仪式。
两天后我从美军医院出院了，这是在我人院19天之后，再过3 天，我见到巡诊
的中情局医生后，我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我要返回罗马了，我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
到来。期间我大胆地到市中心买了些东西。
当我见到那位中情局医生并把医院开具的完整的医疗报告交给他时，他万分惊
讶。他静静地仔细读完那份报告，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份报
告，你就站在我面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应该呆在旅馆里再观察两三周或者
再长些。”
我不得不恳求他那天下午放我回罗马去，因为我妻子和儿子、我的导师和朋友
们正焦急地等着我回去，如果我当天不能回去会让他们极为失望的。
善良的医生终于大发慈悲，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疾病征兆，必须立即返回
西德，并且我必须定期回来接受复查，医院的检查显示为“B 型肝炎肿瘤抗原抗体
阳性”，并且怀疑我的肾病会由温和的B 型肝炎引发。
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接受医生的指导。
难以描述我们再次团聚时的感情。当和子在机场见到我时，脸上带着半哭半笑
的表情，彼得一句话也不说，眼中隐隐有些泪痕。我们都有一种我死而复生的感觉。
我想对于这次神秘的康复也许会有一个合理的医学解释，事实上几个听说过我
的故事的医生也找出或给出了一些解释。不管怎么说，一定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
／力量／原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变得异常虔诚——但并不是说我已变得非常的圣洁——并开始有了某种“信
仰之心”。
我想大多数人在经过这样一种生死历程并神秘康复之后都会去寻找某种答案。
就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是“信仰之心”，“上帝”。
我非常幸运有那些修为深厚的宗教导师们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教导我，支持我。
我理解LOURDES 的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能令人满意的；而
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