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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有不少曾与我相互信任，而且十分亲密，这使我觉得非常快乐，也
很自豪。但我永远不会泄漏与我有关系的女人的名字。有些故事是我和妻于一同谈
论过的，但她从来不知道，也不问我到底谈论的是什么女人，可以说她毫不在乎。
我还忍痛割爱，舍弃了一些故事，因为其中与我关系密切的女人的身份有可能
会被人猜测出来，哪怕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和正当的理由，我是不会去揭别人的隐私的，因为这要么
是非法的，要么是道德上不允许。
在今天的社会，似乎到处都在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不管后果是否很糟，这种
行为绝对是不可取的、错误的。遗憾的是，还没有不确切、有效的措施来界定和禁
止这种行为。本书中也会有这样的例子，但普通读者也难以猜出所涉及的人究竟是
谁。
我一次次地打电话到中情局，催负责对我进行安全清查工作的有关官员。虽然
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效果，但从他的答复中还是可以感觉出中情局准备雇佣我的
倾向越来越明显了。
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却是一个扑克牌高手的本能感觉，对这种感觉我有信
心。虽然看不到那个官员的面部表情，但从他谈话的用词、呼吸停顿、语调和时间
上可以进行综合判断。
我有一种可以抓住现场形势和迅速作出自我反应的本能，这无论是在我以后的
谍报生涯里，还是甚至在作为商业顾问的时候，都是我的一个优势武器。在以后章
节的叙述中每每有这种情况出现。，1966年8 月的一天，足足等了10个月之后，电
话终于来了，告诉我已通过了安全清查。
我带齐了我的全部身家，奔向华盛顿特区。
在中情局总部，我见到了负责我的那位官员，但没见到那个最初见到我并保证
我会拿多少多少薪水的负责人。合同里给我的薪水属于很低的GS－6 档次（联邦政
府公民工资档次纲要也适用于中情局雇员）。第一期年薪为5950美元，这即使是在
当时，也是很低的工资待遇。我并不企求我的薪水多高，但作为一个在世界著名学
府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且精通五门语言的人来说，我希望拿到的“多
少满意”的最低年薪是7000美元。
我觉得很沮丧，不想签雇佣合同。我在那儿等负责官员露面，要问他一些有关
的问题。我一直等到在场的官员发怵，他们回答我说他们的头儿“不在城里”。
为了这个工作我已经等了10个月，现在只有在合同上签字了。我终于破釜沉舟，
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于我签约的故事还有下文。不久后我得知，其他的中国人所签的年薪和我一
样，但一个学业背景和我相近的白人，没有硕士学位，会说的语言还不到三种，却
得到了GS－7 一级工薪，每年高于6600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他经过六个月培训生
（CT）阶段后，薪水可自动提高到GS－8 的档次。
不过我要说明那时还是1966年，很多工种还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干。而且，很多
中国人拿的是学生签证。对刚刚被雇佣的人而言，被当局允许给予永久居住权（即
拿“绿卡”）已是“天大的恩惠”了，还管什么中国雇员薪水在第一年内获升迁，
和一年期满后要作考查以决定是否值得升迁的规定呢？
但是至少他们应当坦诚，直接地告诉我我可以获得的薪水档次。（后来，我在
东京的上级知道了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向高层作出抗议，像我一样的雇佣人员的初
薪提高到了GS－7 档的第一级。但与此同时，白人的初薪却又提到GS－8 档的第一
级。依然是不平等。）
我很不高兴，很尴尬地致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新找到的工作“薪水很低，年
薪只有6000美元”。同时，我暗下决心，要勤奋工作，实现自我，以尽快获得加薪。
我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才能高出其他人，资质测试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我骨子里是一个战士。我要当面质问当初在薪水上误导我的那个负责官员。后
来我发现他并不是“不在城里”，而是突发心脏病，仅42岁就死去了。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浅谈中央情报局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央情报局，介绍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一些公众
甚少获知的情况。
首先我要澄清在小说、电影，甚至在不是随意杜撰的书籍、新闻文章和广播中
常常被混淆的一些术语。
蓝登书屋（Rndonl House）出版的字典中对“间谍”和“情报”这两个词是这
样解释的：间谍： 1．秘密接近他人并偷窥对方行动和文字言语的人。
2 ．由政府雇佣以搜集他国的秘密消息和情报（尤其是军事和海军情报）的人。
情报： 1．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消息； 2．由上述消息所作出的评价结论； 3．
获取上述消息的建制机构。
由此可见，中央情报局是一个间谍机构，其雇员可称为间谍，间谍活动是秘密
的、暗中进行的。
但是，同是从事情报活动的人，相互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在美国情报部门，
情报官属于官员，而不是特工（Agent ）（英国情报部门将MI－5 （军情五处）和
MI－6 （军情六处）的官员也称作是“特工”。更易使人混淆的是，联邦调查局将
其麾下的官员也称作“特别特工”或“特务官”。在中央情报局，之所以称一名情
报人员为官员，是为了与一般职员区别开来。一个官员可能是一位情报分析员、一
位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一个行动官员，他常常是隐姓埋名地工作，这是他的秘密工
作性质所使然。正在执行一项或多项任务的行动官员称为“案官”。案官即是通常
人们想象中的老套——所谓的中情局间谍。有时，官员和特工也会混为一谈，非正
式地称之为特务。
事实上，案官有时候也干特工的事情，但他主要从事的是招募、使用或操纵特
工，以达到搜集情报的目的。间谍给人的印象是闯人闯出、偷窃、说谎骗人，或背
判别人的信任传泄机密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特工所做的事。案官雇佣和指导这些
实为特工或干探的间谍（在他的行动中），案官自己事实上也是间谍。在事态需要
的时候，案官也会做特工的工作。
不能想象一个真正的“持卡的”中情局官员会闯入敌方的大使馆去偷取文件。
（这只是一个笑话。中情局并不用身份证，而仅供内部使用的标志卡。）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这往往是属于特工的任务，而且是最易于接近目标
大使馆的特工才可能做的事。一个情报官员怎么会冒着被抓获的危险，亲自闯入他
不熟悉的敌对方大使馆中去呢？这样的风险和代价都太高了。
当然，当一个情报官员有正当合适的理由进入敌对方的大使馆，同时刚好有机
会就近看到一些文件，或探头扫视一下禁人的密室时，他当然会抓住这些有利的机
会。
他们教导我，一个情报官员应能充分利用想象和机会，这是他工作中最为重要
的两个因素。想象是萌发的，而机会则是由人创造的。有机会出现时，一定要抓住。
情报工作是一种游戏，虽然须认真对待且极其危险。
说情报工作是游戏体现在思想上、肉体上、智力上、心理上、经济上。技术上、
精神上和其它可能体现的各个层面之中。
有一次我听到一段故事，描述了一个很称职而且大胆的苏联情报官，在此我们
姑且称他为诺西科夫。
一天，诺西科夫光顾了美国大使馆签证部，天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美国情报
官员对他的出现非常警觉，监视着他的行动。正在此时，正好发生了一场里氏3 级
的轻微地震，诺西科夫突然消失了。
接下来是一场忙乱，要确定诺西科夫到底在哪儿。不久发现他在二楼的走道里
闲逛，原来他已冲过了签证部的栏杆像一阵风地奔上了楼梯。
请注意诺西科夫没有被射杀，也没被拘捕，警卫只是引领他下楼，并劝他说：
“嘿，嘿，诺西科夫先生，您好象不应该在这吧一”
我记得我们那些听到这段故事情节的情报官员都钦佩地叹了叹气：多冲的家伙
呀。
这段情节可能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惊讶，他们原觉得间谍活动里一定充满暴力，
就像杰姆斯·邦德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一样。我想借此机会撩开现代间谍活动中暴
力的面纱。
在间谍活动中确实存在暴力，但往往不同于小说或电影中所描绘的。
在今天的国际间谍活动中，有一条不言明和不成条文的规矩，就是情报官员之
间不相互杀戮。
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将针锋相对的情形升级到失控的状态，从而伤害到非
常宝贵的情报官员，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他自己。
当一名情报官员被敌对国（文明国家）拘捕后，通常首先受到审问，有时会被
大作宣传，而后接受大判决，被送进监狱。他可能会被判死刑，但不论如何，都不
大可能最后执行（除非是在真正的战场上）。就算确实要执行，都要经过一个很长
的过程。他通常会被用作筹码，在以后用来交换在其他方面可能同等重要的被捕情
报官。（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规则只通行于文明国家。不幸的是，始终不能确保
如此。）
U… 2间谍飞机的鲍威尔就是一个典型样例，他后来被用来交换苏联间谍阿贝尔。
阿贝尔操纵着在纽约的一个间谍网，逮捕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有着钢
铁般意志的人，在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的长时间讯问下，仍然什么也不承认，甚至
不说出他的真名。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在为他的死刑作辨护时声称，有一天美国可能
会需要一个活的阿贝尔，去交换自己的被捕的间谍。
这一声言后来得到了应验。
从那以后我们交换了很多间谍，一般是不公开地交换。
如果事情不像当场抓获那样明确，那么政府情报部门会如何做，怎样做呢？杀
掉那可恨的间谍？当然不是。
后来我还知道，已暴露的间谍对另一方来说可能是一件宝贵之物事。可以对他
悄悄地进行严密监视。他的日常活动可能会引出很多的间谍，甚至可以网获一个完
整的间谍网。或者，可摆布他使他成为双重间谍。这也是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
（MI－6 ）等情报机关小心地对其敏感雇员的身份进行保密的原因之一。
中情局过去30年的历史直接表明，处决在情报行业中不是一种聪明的手段。
在我22年的情报生涯里，有20年是从事非官方的深度潜伏工作，这种工作在中
情局里被认为是最难的任务之一，也就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间谍。这期间我从未听说
过中情局情报官处决别人或在不很野蛮的国家被杀害（在中情局的早期历史中，如
关联到伊朗和危地马拉时，事情可能有些不同。我不知道）。
这一信条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我的有关同事的证实。有一个刺杀古巴总统卡斯特
罗的秘密计划已经公开了。
虽然颠覆一个不合意的政府也属于秘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