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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急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厌恶，并使他终生难忘，他把这看作是毫无理性的残忍和无辜受难的典型事例。后来，他把这段旅途见闻写进了他的名著《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通向彼得堡的旅途中结束了。这时，他回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些愉快欢乐的时刻：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故事，书籍，语文教师，克里姆林宫，最初的创作冲动……，然而他又想起那出还在上演着的家庭悲剧。他童年时代的快乐时期正是在这令人难以回首的家庭悲剧的背景上产生的。家中的悲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往往都怀抱着一种纯洁的理想”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
文学青年
在军事工程学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从事军事工程研究的任何天赋。他原本可以从寄宿中学直接升入莫斯科大学，从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途。
可是，老陀思妥耶无斯基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儿子们对文学的爱好，在他看来，写诗完全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他以为他给两儿子指出了一条可以升官发财和飞黄腾达的道路——研究军事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倘能在西部边界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那将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儿子终于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他不情愿地戴上了高筒军帽，扛起了火石枪，加入到军校学员的行列中了。
学校严格的制度使头脑中充满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适应。在这里“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教室里也见不到阳光，巍峨壮观的城堡内，生活极为紧张，一听到晨鼓声就得起床。学员们都盼望着尽快从军校毕业，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其它的同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一开始大家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与同学们对他的怪僻也就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他对于宗教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惊奇。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祈祷时刻》等书。上过神学课之后，他还要跟神学老师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感想。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修道士福迪”。
在同学中，他与别列谢茨基最为要好。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尊重。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常令一些施虐者望而却步。当看到有人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刚入学的学员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的种种行径，也让他们大为馈慨。他们凭着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打消了闹事者的一个个坏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他们才无法制止，比如：有个学员骑在一个德语教师的身上从一间教室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他们二人的裁决，闹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性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会喜欢那些工程科学课程。于是，他开始悄悄地进行紧张的自修，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艺术修养。他对军事教学大纲作了大胆的、富有创造性的修改：以功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筑城学并不能转移他对哈姆莱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构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他现在珍惜的只是夜晚的时光。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时把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记载下来。他写道：“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目，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认真完成，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语文、历史、绘画和建筑，他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喜悦的心情悉心钻研。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时，通过对建筑史的系统学习，使他对造型艺术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营养。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希德洛夫斯基。这是一位“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给了成长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有益的影响”。他们一起在彼得堡市郊信步闲游，共同阅读他们喜爱的作品，他们相互探讨，进而争论，最终达成一致。这一切构成了一所真正的“浪漫主义大学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益非浅。这种生活与那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军校学员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影响的，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讽刺大师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主义文学的基础。他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上中学时，受到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与普希金相识后先后发表 《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随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形成。果戈理的讽刺天才集中体现在他于1936年创作的剧作 《钦差大臣》之中，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42年5月，他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一个个地主形象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果戈理这位讽刺大师，在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那时，他已阅读了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着迷，使他受到鼓舞与教益。特别是果戈理的那一组彼得堡故事，即《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果戈理那一组彼得堡故事的套用和摹仿。不过，他又公开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以自己深刻的心理描写超过那位文体优美的大师。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更需要能力！这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能够做到吗？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那个性格冷酷暴躁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杀害于他的田庄的偏僻田野里。关于他的死，始终是个谜。在大多数人看来，那个“纵酒无度的老地主过于暴躁而又多疑的性格，使他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感到烦恼就拿农民们出气”，于是有人向他进行报复，终遭杀身之祸。
当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一向性情脆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他的这个疾病很久以后才被医生确诊为羊痫风。这个病伴随着他一生一世，也折磨了他一世一生。
当他看到尚未成年的弟妹们转眼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痛哭失声。他感叹道：“我为父亲的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如今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这些可怜的弟妹更为不幸的人吗？一想到他们将由别人领去抚养，我便感到万分悲痛……”。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父亲的惨死埋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底里一个始终没能解开的谜。他几乎一生都在分析父亲惨死的原因，在他晚年塑造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形象时，他还经常回忆起父亲那贪婪吝啬的性格，那种性格曾使孩子们蒙受过许多苦难。
40年后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既是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篇震撼人心的“挽词”。
走向生活
1843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修完了军官高级班的全部课程。由于热衷于文学创作，他的毕业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应当说，他辜负了那个一心指望他学完军事工程技术便可以飞黄腾达的父亲的期望，校方没有把他分配到国家头等重要的军事要地去从事大型军事防御设施的构筑工作，他只是在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他被留在了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上司只让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从事画法几何学和野外制图学的研究。
然而，这枯燥乏味的工作并没有使这个被文学梦想所缠绕的青年人有任何的困窘。服兵役根本不符合他的志趣，他相信自己应该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每天，当他面对着一张张用各种颜色的线条编织成的图纸时，他都有一种在将一串串文字编织成一首首诗，一篇篇文章的感觉。那时候，他真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他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伯里克利，有时又把自己想象为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徒或竞技场上的骑士。他的整个身心都陶醉在金色炽烈的梦幻中，就象喝了麻醉剂一样。
应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的幻想已经是一位作家的幻想，只是尚未找到自己的主人公和适当的表现形式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仅仅耽于幻想的隐士。他喜欢观看夜间的演出，逛大饭店和咖啡馆，喜欢参加军官们的宴会，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纵酒狂饮。这些活动耗去了这个青年军官的大量的金钱。
于是，在当军官的头几年里，他就接触到一个特殊的世界——典押借债、高利贷盘剥、倒卖有期股票的世界。在他的生活道路上，第一次出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人物，即采取不正当手段诈取别人钱财、盘剥穷人的冷酷无情的商人——彼得堡的高利贷者。有个陆军低级军官，就专靠放债牟取暴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自己一年中4个月的薪水作抵押，向他借过一笔钱，并被他事先扣除了巨额利息。这项交易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难以忘怀。
这时，在关于财产的拥有问题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充满了矛盾。他憎恨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那些小资产者、购置财产者、所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