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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这个名单公布之后，日本上层社会便掀起了一片恐慌和疑惧。那班一贯欺压人民的头面人物几乎人人自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同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都是有战争罪嫌疑的。他们害怕这一阵来势汹汹的逮捕之风将来会越刮越大，有朝一日会刮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多余的。由于美国逐渐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袒护态度，战犯逮捕之风不是越刮越大而是越刮越小。我们将可看到：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这股风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那便是庇袒战犯之风，释放战犯之风。
这一批指名逮捕的五十九人，正同上一批那些人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十天以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盟军总部规定战犯们在十天期限内自动前往监狱报到的这个办法，在战后日本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出过任何意外。这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日本的情况之下，这个办法确是实际可行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的日本完全孤立起来了，四面都被盟国海军所包围，对外的出路完全断绝了，任何战犯要想逃跑到国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日本一向是一个著名的“警察国家”，国家警察对于各地的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非常周密，侦查得非常认真，登记得非常严格。因此，任何战犯要想在国内躲藏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由于上述原因，极大多数被指名逮捕的战犯们都乐于在限期内自己最方便的一天离别家人，携带行李，从容不迫地自动到监狱里去报到，而不愿不光彩地被宪兵们戴上手铐，绑上囚车，押解而去。在投案前后，有些人还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申述自己的感想或洗刷自己的罪责。例如，前陆相俊六元帅对外国记者说：“本人遭到今日之事早在预料之中。深感战争责任之重大，对本人过去之经历实无强辩之余地。”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也说：“事已至此，毋宁自动前往接受处分为愈耳！”但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却对外国记者说：“世人多误会余为日本法西斯之指导者，殊不知余实反对法西斯思想之人。”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则谓“本人被列名战犯逮捕，或系出于某种误会”。
八十三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别号苏峰）也是自动投案的。当逮捕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热海伊豆山养疴。在他老态龙钟、蹒跚入狱之际，他作了一首述怀的汉文短诗，颇为日本人所传诵一时。诗云：“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在第三批指名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另有一人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轰动，那便是儿玉誉士夫。儿玉是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那个著名的特务机关（“儿玉机关”）的主持人。他原系一个年轻的“白面书生”，论地位和年龄都够不上“甲级战犯”的资格。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责深重，才使他列名为第三批逮捕的主要日本战犯之一。
恰巧在第三批战犯逮捕令发表的那天（12月2日），日本报纸大登特登关于儿玉贪污致富的一项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在主持上海儿玉机关的时候，由中国人手中讹诈盘剥了不义之财达三十万元之多。三十万元本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在日本侵略巨头中，凡是在中国久混过的，哪一个不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不过由于儿玉贪污的报道恰巧是同对他的逮捕令同一天发表的，因此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特别注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玉并没有被编入第一批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之列。相反，他在巢鸭监狱呆了不到三年工夫便被盟军总部擅自释放了，而他那曾经轰动一时的“贪污致富案”更是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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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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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的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6日发布的，距第三次逮捕令仅仅四天。
这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命令中指名逮捕的只是九个人，其中有两个（近卫、木户）是日本政界特别重要的人物。名单如下：
近卫文（公爵，曾三度担任国务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之一）
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历任文部大臣、内务大臣、厚生大臣、日本皇室机要顾问、重臣会议主持人）
酒井忠正（伯爵，贵族院副议长）
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大使）
大河内正敏子（理研所所长）
绪芳竹虎（历任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
大达茂雄（贵族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伍堂卓雄（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
须弥吉郎（历任南京总领事、驻西班牙大使）
——以上九名中最引起震动的无疑地是近卫和木户两个巨头。木户是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又是日皇最亲信的心腹。他是内阁与皇室联系的中心枢纽，十多年来他是日本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日本政界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近卫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最后一次指名逮捕的人物之中，近卫文的逮捕以及他以后的自杀无疑地是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一桩事件，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
近卫文麿近卫在日本政界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以贵族公子哥儿的身份，常自诩为“命运之儿”，意思是说他是幸运的宠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之骄子”。他一贯受着日本硕果仅存的惟一元老和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大臣，时间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亦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四年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扩大和持久，近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在他的首相任内，他屡次叫喊着：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与西园寺的期待相反，近卫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约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军阀们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们，从中推波助澜，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和拥戴。
然而，近卫毕竟不是军阀出身。他虽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尽气力，却仍然不能取得军阀们的完全信任，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险。因此，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前夕，他便被赶下了首相的宝座。代之而起的便是那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军阀头子东条英机。
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近卫估计美国对他的感情可能不坏，因此在日本战败、快要投降的时候，他又以公子哥儿的姿态，亟谋重登政治舞台。在东久迩宫亲王任首相的投降内阁中，他担任了一名不管部的国务大臣。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仅一月许）这个寿命不及两月的东久迩宫内阁实行总辞职，继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蛰居已久的原喜一郎。在原内阁时代，近卫又调任内大臣府御用挂之职。在这期间，他日夜奔走于其恩师、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宪法学权威佐佐木一之门，俨然有从事修改宪法大业之企图。稍后，日本国内外攻击贵族的舆论甚嚣尘上，近卫遂于10月24日向天皇辞去公爵荣衔。但是他的政治野心并未稍有收敛。就在辞去荣衔的那天，他还急急忙忙地去访晤了当时日本政府组织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松本国务大臣，说明他对于日本国体的见解，希望在制宪大业中有他一份贡献。同时，外间还盛传近卫将以在野之身组织新政党，在未来的总选举中大事活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近卫的主观愿望。近卫的无耻活动和狂妄野心引起了同盟国舆论界的大大不满。“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攻击近卫，说他绝非修订日本宪法的适当人物，并且说如果近卫被列为战犯受审，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人反对。
美国人包办的盟军总部对于同盟国的舆论一向不甚重视，但是对于来自美国本国的舆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样有地位而且能代表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报纸的言论，却不敢等闲视之。
由于“纽约时报”和其他方面对近卫越来越猛的攻击，盟军总部感到对近卫问题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不予以澄清。于是，在11月1日盟军总部发言人便对记者们宣称：近卫的任务只限于总部同皇室的联系；至于修订日本宪法，总部自始便丝毫没有借重近卫的意思。总部的这个发言不啻是对近卫的当头一棒，使他的幻想受到沉重的打击。
继之而来的便是11月底召开的日本第八十九届临时议会。在这届议会召开时，议员斋藤隆夫首先提出质问，并一再直指近卫之名，说他是酿成全面侵华战争的祸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日本惨败的结果都负有最高的直接的责任。这是对近卫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临时议会对近卫虽未作出任何决议，但野心不死的近卫至此已感到不但幻想破灭，而且四面楚歌，无地自容矣。
事情的发展很快。12月6日傍晚，正当近卫在其轻井泽岛森的华丽别墅里同访客围炉而坐的时候，无线电收音机送来了盟军总部发出逮捕他的命令的消息。这对近卫来说是一次最致命的打击，结束了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和幻想。
逮捕令照例规定自动前往巢鸭监狱报到的期限为十天；倘使超过了12月15日仍未报到，总部宪兵即将执行强制逮捕。
此时的近卫在精神上遭受着极大的折磨。他在轻井泽的别墅里呆了五天，杜门谢客，终日绕室徨，进行着剧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徘徊于“偷生”与“自尽”两条道路之间。是效杉山、本庄等人而悲壮自裁，还是学东条、岛田等人的忍辱偷生？——对这个问题，他作不出决定。
12月11日近卫从轻井泽的乡间别墅回到了他在东京获外庄的公爵官邸。在官邸里，他虽常召集其夫人千代子、胞弟文秀（日本著名音乐家）、已嫁的胞妹以及子女等人闲话家常，表面上佯作镇静，但是生与死的问题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神经，迄未获得解脱。这样又拖了五天，一直拖到报到限期届满、总部即将对他执行强制逮捕的前夕，12月15日的晚间。
在这一晚，近卫仍旧是同其夫人、弟妹、子女等人谈论家常及善后布置，直至深夜一时，但未露出有自杀之意。发动对华战争的首犯前日本首相
近卫文在东京获洼的荻外庄服氰酸钾自杀迨众人散去后，他又召唤他的儿子通隆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涉及侵华战争。他坦白承认自己对于中国事变的责任重大，罪有应得。通隆离去后，近卫乃独自在十二叠之日本室更换白色服装，饮毒自杀。至16日拂晓为其妻子发觉时，则近卫尸体已僵、面色惨白，而室内则电灯尚明，火盆内之褐色药瓶中尚有一两滴毒汁残存。至此，这个风云一时的贵族哥儿便与世长辞了。“幸运之儿”的下场并不幸运！
近卫死后不久，盟军总部宪兵队的捕囚车以及争取报道逮捕情景的各国新闻记者的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