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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时必须明确指出，现代的阶级冲突也与应得权利有关联。一方面，从前的各时代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包括传统的领主们的势力，它虽然在法律上不再被认可，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影响的。另一方面，又产生新的应得权利的限制，它们虽然在法律上不具有约束力的性质，但是为人人都拥有公民权利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限制既包括实际收入，也包括歧视的形式，既包括流动障碍，也包括阻碍参与的藩篱。在现代的社会冲突中，关键不再是在于消除那些（用马歇尔的话讲）“基本上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差别。公民资格原则业已消除了这类差别。无论如何，它“在原则上”已经这样做了。仍然留下来的、惟一具法律约束力的身份地位，就是公民的身份地位。然而，现代的社会冲突与一些不平等的影响有关系，这些不平等限制着人们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进行充分的公民参与。因此，关键是应得权利，它们能把公民的地位变成为一种实现了的身份地位。
T．H．马歇尔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较狭义的公民权利阶段，政治权利阶段和社会权利阶段。因为他有幸是英国人，所以他能够把这种区分与明确的时间界限相划一，而在一般情况下，是否能够满足这样明确要求，是令人怀疑的。他“把不同阶段的产生历史分别纳入一个不同的世纪，即把基本权利的产生历史纳入18世纪，把政治权利纳入19世纪，把社会权利纳入20世纪”。仔细观察时，在大不列颠也有明显的相互交错，不过，这种区分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走向现代世界之关键。属于基本权利的包括：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的适用法律裁定程序。等级制度的寿终正寝，正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开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人人都服从法律。法限制着权力及其载体，法同时为所有暂时或长久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提供保护。至于法治国家是否能够纯粹在形式上加以界定，或者是否必须包括某些特定的实质性要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最终的答案。在美国，可靠和适当的程序（due process）是一个形式概念，尽管如此，这个概念保障了对人权的保护；很多其他的国家则宁愿采纳有关自然权利的旧思想，并把它移植到它们的宪法的序言里。“我们把这些真理看做是显而易见的……”诚然，一个纯粹形式的法治国家概念也会被滥用。希特勒就以一项授权法开始他的统治，借以废除法治国家。然而，尽管有20世纪的这类矛盾心理，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公民，所有公民都服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思想是公民资格的第一个定义。
同时，这种界说也是西方国家所有类型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自由的雇佣劳动是以现代的劳动契约为前提的。市场只有在人能够作为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功能。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必须进入市场；几十年之久，与其说资本主义为少数人生产和供给了日益增加的产品，毋宁说，很多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为少数人生产和供给了产品。这也并不意味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正如所有国家在其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十分遗憾地发现的那样，民主和富裕是两回事儿。新教伦理也好，企业家的首创精神也好，技术发明也好，都不会自动地产生于公民权利。然而，如果说对18世纪的市民曾经有个许诺扩大应得权利和供给的主题的话，那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许20世纪结束之际，公民社会也具有相同的功能。无论如何，公民的基本权利过去是、现在也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战略性变化。因此，对于所有那些后来才走上现代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仍然是第一需要。
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显而易见的弱点在于，体现它们的法律本身可能是片面的。法律虽然应该作为游戏规则发挥作用，但是，有时游戏规则对一方比对另一方更为有利。劳动合同提供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如果缔约的一方必须为生存而劳动，而缔约的另一方却可以选择缔约对象，而且可以随意聘用和解雇他们，这叫做什么“自由和平等”？只要不是一切公民都有机会把他们的利益纳入制订法律的过程，法治国家就会对一些严重的应得权利的差异不加触及。有鉴于此，政治权利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必要补充。其中不仅包括选举权，而且也包括结社自由，舆论自由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论文《论自由》里十分深刻描述过的一整套名目繁多的权利。政治上的公开性与经济中的市场相适应；它们的结构类似地不完善和类似地复杂；然而首先是公开性也好，市场也好，都必须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政治权利是通往公开性的入场券。
自由党人的改革家们曾经既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为政治权利而斗争过。并非人人都愿意“把政治权利直接地和无条件地与公民的身份地位结合起来”；有些人认为，基本权利就足够了，政治是一种少数优选者的事情。不过，改革家们大体上都接受以下这种观点：法治国家和普选权是实现自由的条件。因此，大多数人不想再前进一步。时至今日，自由世界中的最大国家——亦即最大的公民社会——都还没有完全接受公民权利的历史并未就此终止的观点。在美国，一种机会概念曾经长期占优势，它从限制性角度可理解为公民的平等的起始条件，而从扩展性角度可理解为公民的选择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和开放的边界，加在一起成为美国的自由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穷人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他们自身进行自助的话；此外，他们的生活状况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在20世纪的欧洲，人们看到了另一种事态发展。至于促进该进程向前发展的，是公民的身份地位的逻辑、阶级斗争，还是包揽一切的国家的传统，对此可能有争议，但是，有关社会成员需要的不仅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观点得到贯彻和接受。加上社会权利，以至于正如马歇尔表示的那样，一个充分意义上的公民的身份地位最终包括“一种对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这种实际收入将不按有关人员的市场价值来衡量”。这就是一种在我们的意义上的应得权利。
以这类发展为基础的论证是显而易见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受到享有特权者的政治权力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很多人在经济上的软弱乏力的限制，尽管法律和宪法承诺他们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们是否能够负担得起在法院里捍卫自己的利益甚或者名誉，这是重要的。倘若人们缺乏教育，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权利，那么，政治权利就并不那么重要。此外，它们可能需要付出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代价，这种代价会妨碍政治权利的行使。只要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受基本的贫穷和恐惧所困扰，宪法权利就依旧是一项空洞的许诺，甚至更糟糕，它们会变成为厚颜无耻的借口，用来掩盖保护享受特权者的事实。从这类论据得出的结论不再是一目了然的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本身可能被确立下来，而且可能通过法律、宪法和法院给予保证，而要保障社会权利却是更艰难的问题。类似的办法虽然曾经尝试过，然而，无论是由法律规定最低收入也好，是劳动权利也好，还是其他的社会“权利”也好，都未能证明十分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引人瞩目的是，对改善社会状况的要求往往被提升为对提高供给的要求。凯恩斯主张一种更加自觉的需求调控，他并未要求提高实际工资本身以改善社会状况，而是要求增加购买力作为增长的推动力。60年代欧洲讨论教育的扩张，并不以教育是公民权的论点开始的，而是以教育机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假定的联系开始的。在一些得到广泛传播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物中，谈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占全民比例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注意的是，社会权利的思想由于转移支付和作为公民身份地位因素，搞混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界线。T．H．马歇尔已经先于弗雷德·希尔斯提出了后者的论点，当马歇尔提问道，社会的公民权利会不会超出其原先的意图太远——原先只“想把在社会大厦的底层的地板抬高”——会不会是已在开始“改建整座大厦”，以至于它们最后可能导致“把摩天大楼变成为一座小平房”。
为什么不会呢？人们可能会问。直接的回答是：只要不平等仍然是供给的不平等，没有扩大到应得权利上，不平等就是自由的一种媒介物。不平等充斥超级市场，而只要大家都能进入超级市场，这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阶级结构来说，扩大公民的权利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假定，这个过程本身是阶级冲突的一种结果。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的无财产者们组织起来，强调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最后要求他们的社会权利；有产者们不情愿地进行了让步。就此而言，公民权利的进步从司法领域，经由政治领域，进而转向社会领域，也是一种“阶级抑制”的过程，即缓解阶级冲突的过程。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进程终止时，各阶级还应该为了什么而斗争？T．H．马歇尔给了一个小心谨慎的回答。不过，他令人对以下情况不容置疑：公民身份地位的实现对各社会阶级和它们的冲突已经有多种多样的影响。“它们无疑是深刻的，而为人人都拥有平等权利所允许的、甚至是带有其烙印的不平等，可能不再是该概念用于过去社会的意义上的阶级差别。”于是，它们仅仅是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服从于市场的条件，而不是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要求采取政治行动。那么，无阶级的社会到来了吗？
4．公民社会
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暂时中断对应得权利和供给的两方面的分析，并且充分审视一下生存机会。公民的身份地位标志着社会的事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许也标志着在扩大人的选择的意义上取得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进步。但是，公民的身份地位本身还不说明自由已经立足其中的社会的种类。它是公民社会的一个要素，但是，公民社会要求满足其他的更为敏感的条件。
我们还有必要最后一次对德语用词作个解释：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再次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时髦，犹如它在200年前已经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