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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波哥大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27岁时，他又发生了变化，因为阿尔瓦罗·穆蒂斯在波哥大的《观察家报》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撰写电影评论和社论。但是，波哥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里早已是一个让他生厌的地方，那个给他磨难又给他孤独的城市，他实在是不愿去，但在阿尔瓦罗·穆斯的一再劝说下，不得不又重返波哥大。没想到，正是在波哥大的记者生涯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重要的一段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对这一段记者生涯作了记录。
他到《观察家报》当了一名记者，这是他唯一仍愿再干的职业。使他最为耿耿于怀的是不当记者，而他生平唯一一次使他感到痛苦的时候则是他不在哥伦比亚期间，在奇金基拉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的那会儿，他本该全力以赴地去进行这次报道的。然而他却参与了编造新闻消息的活动……有一次，也就是有人想把乔科地区划归邻近两个省份的那个时代，马尔克斯所在的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普里莫·格雷罗的驻基夫多的记者的电报稿，就是该地爆发了一场群众示威，规模空前。过了一天，紧接着又过了一天，他们接连收到同样的报告。于是，马尔克斯决计亲自前往基夫多去看看沸腾起来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模样。由于动乱频仍，他得到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去。他顶着火辣辣的骄阳，终于抵达了这个人迹稀少、昏昏欲睡的城镇。大街上尘土飞扬，酷热使周围的东西都扭曲变形了。马尔克斯好不容易找到了普里莫·格雷罗的住所。到了那里，只见这位老兄高卧吊床，睡得正香，可那时已是闷热的下午三点了。
那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他对马尔克斯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基夫多什么事也没有出。不过，据他说，他认为打几份报道抗议活动的电讯稿还是对头的。可是，马尔克斯想既然花了两天时间来到此地，而摄影记者也不愿带着空胶卷就回去，于是他们便征得普里莫·格雷罗的同意，决议“组织”一次小规模的示威活动：敲大鼓、鸣汽笛，好不热闹。过了两天，消息就见报了。到了第四天，首都一大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赶来采访示威群众。于是，马尔克斯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座可怜的城镇依然沉睡未醒，不过，马尔克斯说他们可以为这些记者再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示威。“乔科问题”居然就这样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马尔克斯他们感到适于报道的素材实在太少，便想出了一个招儿：弄架直升飞机在特根达玛瀑布降落。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壮举，倒还很可笑，因为这架直升飞机玩这种把戏已近千次，所以太普通太平常了。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在瀑布上空而已。他们对此充分进行了发挥：马尔克斯让摄影记者钻进机舱，自己则站在公路下端，因为他不想机毁人亡；结果，竟搞到了在直升飞机拍摄的第一张著名瀑布的艺术珍品。后来，马尔克斯又接连写出了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报道。
以上所描述的材料表明了这样几点：
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新闻记者的工作充满了激情，而且他很乐意干这项工作。
二是记者工作使他感兴趣，并非是因为社论的篇幅，而是因为这项工作可以充分地发挥，有时，甚至像上面所叙述的，在新闻匮乏时，自己可以编造乃至人为地制造新闻 （这是不正常的）。
三是他对新闻记者工作的兴趣，正是反映了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特别地喜欢奇闻异事，他往往把轶事逸闻也作为现实来进行观察。
海上遇难的报道
1955年，马尔克斯二十八岁，他的名声在哥伦比亚的新闻界已是很响亮了。这年的2月，哥伦比亚海军舰队所属的军舰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八名水兵在加勒比海海面落水。数天之后，八名水兵中的一名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小伙子奄奄一息地出现在海滩上。原来，他已经不吃不喝呆在一个偏离了航向的皮筏上漂流了整整十天。马尔克斯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详实的采访。根据贝拉斯的叙述，马尔克斯连续撰写了十四篇文章，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海上遭难的始末。
这个系列报道，在哥伦比亚引起了巨大的反映。马尔克斯将这篇历险故事写得轻松自如，文采飞扬，客观、情节连贯、戏剧性场面恰到好处的穿插、悬念以及幽默的语言都深深地吸引感动了读者。由于马尔克斯精采的文章，使遭难者在数周后，成了全国的英雄人物。尽管那是一组报道性的文章，但作家下笔干净利落、准确明快，不仅把新闻记者的才华展示了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小说家的天赋在那些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篇报道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马尔克斯转述的贝拉斯科的叙述证实，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甲板上载有一批走私品，而这批货物正是在舰只起锚远航后导致失事的原因，绝非官方所说，由于暴风雨而引起的。于是，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对此事采取了一列剧烈的报复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在数月之后封闭了《观察家报》。
尽管 《观察家报》耗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是笔耕不辍，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1955年初，他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在文艺家协会于波哥大举办的一次比赛中获奖。这篇小说描写的故事也发生在马孔多镇，后来小说被收进《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集子里去了。除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写《枯枝败叶》的时候忽然觉得其中的一章可以独立成篇，于是便把这一章抽出另写，写成了 《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并在1955年发表在《神话》杂志上。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是从他的第二部小说的某一情节衍生而来。与此同时，他的那部被阿根廷出版社给退回四年之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也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小。发表后，那时正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党设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取得了联系，马尔克斯便参加了一个支部的活动。他们将地下组织搜集到的资料提供给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便用这些资料来进行新闻报道的写作，他的短暂的党内生活几乎仅仅是进行有关政治或知识界的讨论。他的同志们认为他的《枯枝败叶》所运用的手法并不适用于反映哥伦比亚现实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写作时，就有所改变了。
浪迹欧罗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报道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真实报道和他对这次海上走私丑闻的揭露，使得他四面受敌。《观察家报》在那时，为了保护马尔克斯便立即派他到日内瓦去，采访报道四国首脑会议。这次旅行原则上是短暂的，但是，没想到，一去就是四年。
最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瑞士呆了一个星期。欧洲四国首脑会议闭幕后，他的报道工作也就结束了。但正当他打点行李回国时，报社给他拍来了一份电报：“请即赴罗马核实教皇是否行将噎嗝而终。”没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刚抵达意大利，这位罗马教皇的身体却已经康复了。于是，《观察家报》便命他留驻欧洲从事新闻报道。
他在欧洲起初是比较舒适的，每月有三百美元的工资，还有非常充裕的业余时间。于是，马尔克斯抓住这个机会，报名参加了“电影实验中心，”从此开始了他与电影文学的联系。在导演班，他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结识了他的朋友电影工作者吉列尔莫·安古洛。这年，即1955年年底，他决定迁居巴黎。来到了巴黎时，他得知《观察家报》在这时已经被封闭，于是，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他失业了。
尽管如此， 《观察家报》还是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寄来了回国的路费。可是，那时他刚刚开始动笔创作一部作品，于是便决定留在法国一段时间。靠这点回国的路费，他在拉丁区居雅斯大街破旧的佛兰德旅馆最高一层楼上租下一个房间，满怀激情、日以继夜地不信写作起来，这部作品就是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了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那是1955年圣诞节前夕，刚到巴黎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院路的“巴黎高脚杯”酒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告诉普利尼奥，他已拿定主意，要把这个关于匿名帖的故事写出来。这个“匿名帖”的故事，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恶时辰》中是这样描述的：
有天，镇里各家的墙上出现了几条匿名帖儿。这些没有署名的揭人隐私和诽谤别人的帖儿引起镇民许多冲突，酿成了不少悲剧，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末了，大批镇民被迫出走另投他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在巴黎的佛兰德旅馆动笔把这个故事想写成一个短篇。但第一天晚上，一口气他就写了十张稿纸。他这才感到，一个短篇绝对容纳不下这个故事，于是决定改写为一部长篇作品。于是1956年的头几个月马尔克斯就按步就班地创作这部小说，写成了《恶时辰》一书，为了写这部作品，他将他那部记者用的打字机的钢键一根根地都打坏了。
匿名帖儿的故事写得越来越长，而且还分出许多枝杈，衍生出好多别的情节，常常是写着写着就偏离了主要的线索。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物，按作者原来的构思是个次要角色，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越来越丰满，越写越显得这个人物非常重要起来，他的故事简直就可以单独再写一部了：那是参加过内战的一名老年人、一位老上校，他无休无止地在等待一笔退休金，他人穷志不短，他还养着他那个被谋害致死的儿子的一只斗鸡。“上校和他的斗鸡的故事从我那部小说里跳出来了”。
其实，这个故事源于这样一个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一家鱼市上有好几次总看到一个人靠在栏杆旁边，像是在等待的样子。这个人使马尔克斯联想起另一个人物，一个没完没了地在等待着什么的老人。然后，这一形象又很自然地和他童年时代的追忆对上了号：外祖父的形象。这个等待的老人，应该是一位上校，内战的幸存者，他等待着对他的赫赫战功表示酬谢。描写斗鸡的设想和他的故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一带，和所有加勒比地区一样，斗鸡是一项极为普遍的民间运动。
除此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将回国的路费用完之后忍饥挨饿的经历，也为这个故事增加了感性的东西。那时，他每天到楼下去等信送来，满心盼望有个好消息，这部小说里的上校也该象他一样惴惴不安地准时到邮局去。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被上校这个人物以及他的斗鸡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