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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自然也和孟德斯鸠相识，但是“论法的精神”对“论不平等”这篇论文的影响并不很大。而且卢梭所准备写的“政治制度”一书是以一般地论述法律为旨趣的，也就是说依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禄等人的方法论述公法的原理；它的研究对象和“论法的精神”完全不同。“论法的精神”乃是论述实在法的著作。
“论不平等”牵涉到整个的心理学，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心理学很相近。卢梭是于１７４３年以后和孔狄亚克相结织的。孔狄亚克的“论人类认识的起源”一书经过卢梭的帮助才得以出版（１７４６年）。卢梭也读过这位作者的“体系论”。尽管卢梭写“论不平等”时孔狄亚克的“感觉论”（１７５５年）尚未发表，但卢梭一定知道这部准备已久的著作的论点。自然，孔狄亚克对卢梭的影响究竟达到如何程度那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只能证明他们的思想，在许多点上相同。总之，这个问题并不能使我们怀疑到“论不平等”一书的创造性，因为孔狄亚克只限于通过“个人”研究人的理性的发展，而“论不平等”则是通过各种社会，作出理性的真正历史。不过，我们把卢梭的心理学的唯物观点的根源指了出来，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卢梭早在１７５６年就开始起草一部题为“感觉主义伦理学”或“贤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了，这本书，无疑地是在他和百科全书派完全决裂的时候才停止写作的。
既然据卢梭本人所说，当他起草本论文时，狄德罗曾对他提供过意见（参看本书第２９页），可见这篇论文也曾受到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但是在这两位友人之间，很难划分哪些思想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人类是在自然中经过了数百万年的过程发展起来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在“对自然的解释”（思想录第五十八）里指出来的。狄德罗指出：“在加尼巴尔人和霉屯督人里，人好象野兽一样处在荒野里、森林里”；狄德罗一定会使卢梭注意到情感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狄德罗和卢梭之间，有一个基本差别，人们可以从这一差别上看到后来两人思想冲突的根苗。在狄德罗看来，人天然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在营社会生活以前，人已经实行群居了。因此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但是在１７５５年，无论是狄德罗，还是卢梭，当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对立可能产生的后果。格里姆在他的“文艺通讯”里介绍“论不平等”时，对这篇论文还是十分颂扬的，那时格里姆恰恰表达了狄德罗的思想。
我们还应当说明：卢梭描写自然状态中的人，到底是受了谁的启发。卢梭所描写的自然人并不是完全出于他的独创。在奴隶制度下，人们还保留着生活比较自由的那一时代的记忆。因此许多希腊和拉丁诗人曾以黄金时代为题材，歌颂过那一时代幸福而和平的生活。卢梭至少是读过拉丁诗人们的作品的。在这些诗人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户克莱修（著有“物性论”，Ｖ．９２５—１１３５），他以极生动的笔调描绘了野蛮状态中的人。他述说野蛮人比文明人更健壮，总的来说，并不比文明人更为不幸。
在近代，“野蛮人是善良的”这一论题，从蒙戴尼起（参看“蒙戴尼论文集”，论加尼巴尔人，第１章，第３１节），不断地为人们所阐述，这一点是为卢梭所深知的。我们说这是一个“论题”，而不说这是“神话”（就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无数的水手、商人、传教士，他们从野蛮民族那里旅行回来，都极端赞扬这些民族的道德品质，而鄙弃文明民族的道德品质，这并不是出于所有这些人们的一种共同幻想。毫无疑问，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利用了旅行家们的记述，并尽量加以美化，来证明人没有基督教也能成为善良的人；证明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能比当时的哲学家所攻击的基督教给予人们以更多的幸福。但是，那些旅行家们的记述也是以真实事实为依据的：他们描写了在原始共产社会里生活的人们的情况，他们在那些人身上发现了一些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失去了的美德。在塔西佗和芬尼穆尔·库波尔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然而在前者所描述的日尔曼人所具有的勇敢和忠于集体的美德，又在后者所描述的易洛魁人身上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把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的旅行家们看作是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人，那是不正确的。他们的论断，在这篇“论不平等”里还可以见到，并且给这篇论文以某种程度的真实基础。在这些旅行家当中，提供最有趣的报导的都是些传教士们，因为他们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本没有颂扬不懂基督教的野蛮人的必要，所以那些记述，更是真实可靠的了。
卢梭看过很多旅行家的记述，他曾读过拉·洪坦男爵的“北美回忆录”（１７０３年）。拉·洪坦是一位爱冒险的军人，他厌倦了欧洲的生活，因而去和北美印第安人住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使欧洲人腐化堕落的呢？
他写道：“那是因为他们有了‘你的’和‘我的’之分，有了法律、审判官和教士……〔而且，此外〕财产私有制……是欧洲人的社会混乱不安的唯一根源。”（“回忆录”第３卷）
卢梭也看过神父狄戴尔特所著：“法兰西人居住的安的列斯群岛纪事”一书（共２册，１６６７年），他所有的关于加拉伊波人的知识，都是从这部书里获得的。不能肯定，卢梭是否读过？巴神父的“美洲诸岛的新旅行”（共６册，１７２２年）。但是他读过拉·宫达明的“南美旅行谈”（１７４５年），也看过“奉王命至厄瓜多尔旅行日志”（１７５１年）。他对于“旅行纪事汇编”（１７４６—１７７０年）上的材料采用得特别多，这部庞大的汇编是在普勒弗斯特神父主持下出版的。卢梭在本论文发表以后，还继续不断地在读这部汇编。这一点，在１７８２年版的“论不平等”本里就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在这一版本里，卢梭又引用了一些新的参考材料，例如西班牙人柯勒阿的记述，这一记述是于１７５７年才在普勒弗斯特所主编的这部汇编里发表出来的。
但卢梭最常阅读的是毕丰的著作。毕丰是那个时代科学方面的最大的权威。卢梭曾读过毕丰的“土地原理”和“关于人的博物学”（１７４９年），他读过“四足兽”的前几卷。在本书的作者附注里，差不多所有关于人和兽的解剖学上各种问题的探讨，都是受了毕丰的影响。特别是毕丰“关于人的博物学”一书中“人种的变异”一章，使他最感兴趣，而这一章是根据旅行家们的许许多多记述写成的。
最后，我还要附加一句，关于人的善良天性那种乌托邦式的描写，在十八世纪中是很多的。在菲内龙写的：“德勒马克”里，就已经可以读到这一种描写。德勒马克这部小说，描写的是贝底格人民富有诗意的生活，他们不知私有财产为何物，但他们却享受着自由的乐趣（第７卷末尾）。卢梭是非常尊重菲内龙的，因为他熟悉菲内龙的作品。
“论文”的意义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这篇论文的内容。卢梭很有系统地看过许多书。透过他这一论文的每一个句子，都可以看到他对其他作家的一些回忆，卢梭就在这些回忆中展开思想活动。他天才的特色之一就是在运用思想的时候总是针对着某一个人。他引用洛克的话，是用来反驳霍布斯；反过来说，他引用霍布斯的话，也许是用来反驳洛克。所以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可以互相对照的理论，在我们所加的注里曾经指出了一些。但如果认为卢梭是在剽窃别人的著作，那是极端荒谬的。他在别处找到的所有的材料，都重新加以思考，把这些材料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终于完成了一部辩证法的杰作。这里有必要引证一大段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指出：“论不平等”和狄德罗的“？摩的侄儿”是十八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反杜林论”，法文译本５２页），后来，恩格斯又把这个观念加以申述（同上书１６９页）：
“……甚至卢梭的平等说……如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尽接生婆之劳，恐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之前二十多年的事。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这种作用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最初的阐述中，可说是精采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人在自然的未开化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把语言的产生看成是对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内动物的平等也加到动物——人的身上，……可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动物——人与其他动物相较有一种特长，即具有趋于完善和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
‘后来的一切进步（指脱离自然状态而言）只是个人完善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
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把原始森林变为耕地，但同时由于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了贫困和奴隶。）
‘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随文明一起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各种机构，转变为同它们？来的使命相反的机构。
‘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
“可是这些首领必然地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达到极端的不平等又重新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变，成为平等的原因，在专制暴君之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
“但是专制君主只在他还能使用暴力的时候，才是主子，因此：‘当他被驱逐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可是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古老的自然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公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所以，我们在卢梭的书上，不但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同出一辙的议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卢梭所详细叙述的一系列和马克思运用得相同的辩证的说法：本质上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朝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最后，作为一切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虽然在１７５４年卢梭还不能用‘黑格尔的惯用语’来说话，但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二十三年就已经深刻地传染上了黑格尔主义、矛盾的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