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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那就是对石国的讨伐。
石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大致是现在的塔什干特，是一个绿洲型的国家。他在捕捉其国王之后便将他送往长安，最后和其他的俘虏一同尽数斩首，可说是件非常无益之事。要说这事无意义嘛，也许说他残忍无道还更贴切一些。
国王被杀死之后的石国，就开始谋划对唐的复仇，而由于其单独之力没有办法完成，因此就向阿巴斯朝的伊斯兰帝国求援。在此高仙芝再度越过了天山山脉向西行，与伊斯兰军展开了对决。这场在历史之上留名的大会战，也就是怛罗斯河之战。
这时在唐军之中，有着由土耳其系的少数民族（译注：由于土耳其乃是唐代突厥西行之后所形成，因此此处指的应是突厥系的民族）所组成的部队，他们对高仙芝也有所反感，因此就投向伊斯兰军之中，造成高仙芝的大败。
在这个时候，有许多的中国人为伊斯兰军所俘虏，其中还包括制纸的工匠，这些人一路前往西方，甚至到达了萨马尔甘得。于是，纸的制法就初次地传到了西方的世界。
在这群俘虏之中，有一个名叫杜环的人，被抓到了伊斯兰帝国的根据地，也就是阿拉伯。后来在他回来之后曾留下了有关阿拉伯的贵重记录，可惜目前已经失传。
就这样，这场怛罗斯河之战，造成了不只对阿拉伯世界，甚至连对遥远的欧洲都有非常意义的结果。纸在中国是在后汉时代由一名叫蔡伦的宦官所发明的，一直到这时为止，经过了六百数十年，在欧洲都一直未曾有过纸的使用。而也是因为如此，西方的文化终于能够追上中国——其实正确地来说应该只能说是比较接近了而已。不过，总是比以往在欧洲使用纸莎草或是羊皮纸来得方便，文化的传播度也大不相同。
对了，刚才所提到的杜环，他在去的时候是以俘虏的身份经陆路前往的，然在回来的时候则是搭乘阿拉伯商人的船只，由海路所返回的。至于书的标题，则是叫做《经行记》。
在高仙芝吃了败仗之后，他并没有向朝廷报告，就这样继续过着他的日子。而当时的玄宗皇帝正与杨贵妃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同样地在南方，杨国忠一党在对南诏国的作战之中也吃了败仗，这件事也并没有告诉玄宗。
大抵上这是西元七五○年左右的事情，那时的玄宗已经即位约四十年左右，早就不若以往那么地看紧政务了。
所谓的南诏国，位于现今云南这个地方，立国的并不是汉民族。它同时受到中国和印度二方面的影响，文化程度甚高。而其第五代的国王阁罗凤这个人更是十分英明，曾三度将杨国忠派来的大军击破，形成了完全拒唐独立的态势。
在作战中，有个名叫郑回的唐朝官吏遭到俘虏，阁罗凤认同他的才能，让他当上了重臣，仿效唐的文化将国家进行全面性建设。
而郑回也不负所托，在南诏除了制订国家制度之外，也导入汉字，并确立了与唐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后，南诏的王族也都赴唐的成都留学。关于阁罗凤和郑回两人的描写，虽然也应该能够写成有趣的小说，但似乎还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在此之后，安禄山就发动了有名的叛乱，关于当时的事情，在《隋唐演义》、以及井上靖先生所写的《杨贵妃传》之中有着详细的描述。此外，当然陈老师的《小说十八史略》之中亦能够读到相关的故事。
杨贵妃这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地想要掌握权势的具体行为，然而她的族人除了过着奢侈的生活之外，却也形成自己的派阀而意图稳固自己的政权。
杨国忠这个人，在《隋唐演义》的原文之中，是即使杀了他都还嫌便宜他了的恶党。在财政等等的方面上，他倒并不是完全地无能，惟在个人的感情上一直嚷嚷着安禄山会叛变！安禄山会叛变！结果，安禄山真的被逼得叛变了。这时候杨国忠还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预言成立，真可谓是不要脸至极的说法。
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值西元七五六年的十一月，而在十二月时便攻陷了洛阳，举兵不过短短一个月而已。本来大唐帝国的正规军队号称总数有六十万，其中的十八万由安禄山一个人所掌握，大约占了全军的三成。由于这样的数字实在太过巨大，因此曾经有过削弱其兵权的提案，然而玄宗却没有采取行动。这个时候，玄宗到底是完全信赖安禄山呢，还是因为怕如果处理得不当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此才一时难以下手呢？这确实是非常微妙。
不管怎样，安禄山在起兵的一个月后攻下了洛阳，而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有一座历史上有名的城寨，叫做“潼关”。如果不通过此处的话，从洛阳是绝对无法到达长安的。潼关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交通要塞，同时也难以攻陷。当时镇守此地的正是高仙芝。高仙芝虽曾一度出击，惟此时同僚封常清因遭到击破而逃回，并提出只能回守潼关的进言。就算还想在其前方进行防御，但其势实在难以阻挡，因此两人便后退回潼关。同时为了防止敌人的追击，还将街道上两旁的大槐树砍倒阻于路中，现在看来的话，实在是非常地可惜。
接下来，安禄山军虽然攻向潼关，但毕竟一时之间难以攻陷，而被一一地击退。可是就在此时，玄宗竟将高仙芝和封常清一起处死。如果就这样让高仙芝和封常清继续守着潼关的话，也许长安就能够平安无事也说不定，可是此时负责监视高仙芝的宦官，一个名叫边令诚的，因为曾贿赂高仙芝还是封常清遭到拒绝，因此便怀恨在心，竟声称两人不战而逃回潼关，而且还将军需物资中饱私囊等等。早已失去判断力的玄宗听信了这番话，于是在潼关便将二人处死。就在两个人将死之际（当然遇敌而后退是事实，但是将军需物资中饱私囊则是冤罪），潼关的兵士们为此大呼冤枉，更有其声响撼动天地之说。
在这两位将军遭到处斩之后，由于潼关不能不守，因此便派了另一位名叫哥舒翰的人前来代替。哥舒是姓，而翰是名，是个相当少见的姓名，此乃由于他为异民族出身之故。结果，守潼关的任务失败，在作战中不幸身亡。
安禄山这个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胡人。就像高仙芝是高句丽人一样，哥舒翰也不是汉人，而是北方骑马民族出身。不论是攻的一方还是守的一方，大家都是少数民族的人，连安禄山的部下也都不是汉人。由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将军，因此也有“安禄山的叛乱乃是唐方面主观的说法，其实根本就是受虐的少数民族的革命”的看法。不过从既然连防守的一方也是少数民族出身这一点看来，就应该不能够说是革命了！而且，安禄山并没有受到虐待，反而是受到礼遇而大大出仕呢！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只不过是教条式地看待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关系错误的刻板意见罢了。
在此，关于高仙芝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大体上，唐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国家，即使不是汉人，也是能够逐渐出仕的。像是日本人阿倍仲磨吕，就以文官的身份出仕，深受玄宗的信任。另外，在高仙芝担任将军的时候，还曾有位上官看他不顺眼，骂高仙芝是个吃狗肉的高句丽家伙。关于这一点，陈老师认为这正是在唐帝国中还有种族歧视的例证。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高仙芝是汉人的话，当然也就不会被这样说了，然而那位骂高仙芝的上官，也并非汉人，而是西藏人。因此，我认为这是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同仁之间感情的互相排斥，也可能是官场的竞争，甚至是一种嫉妒。陈老师将之举为歧视的例子也不无可能，因为大唐帝国并不是乌托邦，彼此之间还是可能有差别意识，也可能有缺点或是不好的地方，毕竟这是个普通的人类社会，大可不必过度美化。至于前述论点也只是我个人专断的推测罢了。
事实上，高仙芝当上了将军，而那个骂高仙芝的西藏人更在将军之上，应该是大将军之类的吧！从这点看来，倒没有因为民族的关系而不能出仕的事情。举例来说，如果因为是高句丽人，因此就算再怎么有才能也难以出仕，或者只因为是西藏人，所以就算有实力也难以浮上台面，像这样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可说是并不存在的。以现在日本的官公厅干部中并没有外国籍这一点看来，当时可能还更为开放。不过这不只有日本才如此，近代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制约而形成的，如此较古代或中世纪的世界更为排他的构架，反而是另一种讽刺。
好了，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将高仙芝和郭子仪分为明暗两者的说法，暗的一方是高仙芝，当然，明的一方就是郭子仪了。
这个人姓郭，名子仪，字也是子仪。在现在的日本，举《三国演义》为例来说，像是刘备玄德、或是诸葛亮孔明之类，把姓、名以及字三者同时加在下起称呼乃是一种误用，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称呼郭子仪的话，那不就成了郭子仪子仪了吗？从这一点即可说明将姓名与字号一起称呼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了。由于《三国演义》的登场人物全都具有响当当的名字，因此我在此特别提出这一点说明。
在此要多作说明，所谓的字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在本名之外可供人称呼的俗名。一般都是自己取的，根据日本的汉和辞典上头的记载，给自己取字号是二十岁时的事情。也因此，有一些读者写信来告诉我：那你把登场人物中十几岁的人就取了字号，是不是不正确呢？
在此说明一下，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在广义上来说应该也是三国志的读者，所以我以三国志为例来回答。在《三国演义》的第十回中，有着“马超，字孟超，年仅十七”的文字叙述，如果是熟渎《三国演义》的人，应该对这句话有所印象吧？关于这一点，陈老师做了以下的说明：有些人甚至在七岁时就取了字号，像这样的场合可能是自己一直没有决定，而可能由塾里的老师或是谁所取的。
在此之后，在宋这个朝代之中，有个著名的人物——文天祥，字宋瑞，乃是由天子所赐。这个人是个大秀才，在二十岁时便考取科举，于是天子为了鼓励他，就给他这样一个字号。从此，他便改掉以前所取的字。由于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字”这个东西，并不限定要到二十岁的时候才由自己取。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字，至于女性，若是文人或诗人的话，则也有取字号的可能。
在取字号时，虽然选择与本名有一些关系的文字的例子不少，但也有许多例外。以三国志为例，像是诸葛亮的名字为“亮”，与他的字孔明中的“明”字都一样是代表光明的意思，因此是有关系的。不过，在向我表示意见的人之中有人提到，张飞的字是翼德，名字中的“飞”和字中的“翼”不是也有所对应吗？然而实际上，张飞的字是益德而非翼德，翼德乃是《三国演义》之中的创作。因此，字与本名也不见得是一定有所关系的。
还有，在中国有着伯仲叔季的顺序，这是一种兄弟的顺序，从上开始依序排列。要以三国志中登场人物来说的话，孙策乃是孙家的长男，而他的字正是伯符，取了“伯”这上一字！而司马懿乃是司马家的次男，他的字仲达，就取了“仲”这一个字。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