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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劳役、义务和杂费烦扰：一个自治市若有十来个中下领主在其中，各有利益，那就形成了混乱、无法管理的局面，因为领主之中谁也无权以行政管理方式来做任何事情。而且，王家赋税是无法逃避的，尤其是在 13 世纪初期，十字军东征给广大居民、也给作为负责单位的村镇加重了负担；没有任何人愿向不止一位领主纳税。当时英王仍希望继续实行诺曼式中央集权制，那在欧洲已是实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成效的了。其结果便是牺牲较小领主的利益，形成商人与国王的联盟。
梅特兰（ F．W．Maitland）曾研究过剑桥自治市的上述发展过程。英王约翰颁赐给该市一份特许状，授予这个市镇法人——universitas——自治特权，以交换某些报偿，其中包括向当地一位伯爵领主每年交纳六十英镑，并付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其后对这份特许状作出的司法解释认为，约翰王乃是有意使该市成为它那片土地的“中层领主”，将它作为一个法人宗主，置之于封建等级中直接在他之下的地位。该市作为地主拥有全部出租土地，亦作为业权人拥有全部荒地。这个虚构的“人”因此成为在自治市内拥有封地的某些真实贵族的领主。这些领主原有的利益于是便都被遗忘、买断或者抹煞了。
一旦市镇成为一个 “人”，而且有领主地位的人，同样的过程便也在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市镇中开始演进。市镇对那些作为租赁权而被拥有、并作为动产而遗赠的房屋收取租费。
在荒地上面，市镇居民有权放牧牲畜。集市开办起来，市民 “依仗”作为领主兼地主的法人自治体，人人可在市上摆设摊位。从集市取得的租费和税收，乃是自治体的资财，要用来改善市镇。这种法人自治体逐渐脱离人民集体，变成一个“自在体”。它的领导者开始单把自己视为法人，把公有土地和荒地视为他们的土地，可由他们圈占、出租或出售。
自治市的特许状对自治市法庭的司法裁判权作出了规定，自治市法庭利用王室庇护，多方损害封建领主的权利以扩大自身权力。这些法庭将市民住宅房屋的租赁权利益界定为动产，藉此而成功预先夺取封建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王室法庭还开始授予举办集市的特许权，或者允许市民开设集市。集市法庭往往只成为自治市法庭的一个特别庭。
国王与市民阶层 ——在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其他国家——的这种结合，井然有序地促进了贸易，而且双方互利。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业已变得不敷维持王室机构之用，国王便开始着眼于以征税方式，向贸易取得收入。“公社”仍旧被承认为一个受誓言约束的实体，但是，这种誓言已变得要服从于对国王的忠诚。那些曾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频繁爆发的群众性公社运动，都被认为是罪行而要作为犯罪加以惩罚。博玛诺瓦在法国国王对待这类“盟誓”的态度问题上，没有留下任何疑惑余地，他的意见想必曾得到西欧大多数君主和领主的赞同：
将作恶者捉拿归案各按其罪加以惩处乃是一件好事，神要使其他人等谨慎借鉴而免效尤。在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其他种种罪行之中，一宗最严重、领主头须加以惩罚和报复的罪行，就是结社反对领主或违害公共利益的罪行。
他写道，对暴动和反叛应处以监禁和罚款：
另一种类型是常有的结社，会毁坏城市、使领主遭到侮辱并被剥夺财产的那种结社，因为那是由城市的普通人民形成同盟反对他们的领主，是要使用武力来对付他的。因此，领主一旦获悉人们正在形成这种同盟，就必须立即使用武力粉碎它，并将这密谋的所有成员予以长期监禁。这确实是领主有理由处死密谋者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因为它乃是对自己领主的不忠。
博玛诺瓦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论点，对1164年 “伦巴底联盟”反对巴巴罗萨大帝的起义，作了实际上不甚准确的详细复述：
原来，伦巴底所有的忠良城市和城堡辖区，都是（神圣）罗马皇帝所领有、位于他疆域以内、并因他而得建立的；所有城市都派驻有他的郡守、城监和事管官，负责执法和维护皇帝的权利；他们都曾向作为他们领主的皇帝宣誓效忠。后来，在一座忠良城市里有三个富有的伦巴底人，不同意郡守的裁决，因为有一位郡守曾将他们的父母之中一人，按其职潜逃论罪依法处绞刑。这些伦巴底人不老实地勾结起来，为首的是个既狡猾恶毒、且又花言巧语的人。此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周游伦巴底所有其他各城市；他每到一座忠良城市，就要寻找出10个或12个富有的世族，与每一个单独谈话，宣称其他忠良城市都已暗中相合，不想再服从它们的领主，而且任何城市若不同践密谋，必将被其他忠良城市摧毁；事成以后，每个城市都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依别人而立。完成这些游说共需五年，然后，到了五年之末某日，由于皇帝对这种不忠毫无准备，伦巴底所有城市便同时起事，夺得了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当各城被占领后， ……它们就能制订自己中意的法律和习惯法。……我们由此可以懂得有种种大祸，在等待所有那些容许这类联盟在他们臣民之间存在的领主。
然而，对公社式独立抱着这样的反对态度，其原因并非是由于对贸易或财富怀有敌意，相反地却是由于认识到，市民阶层凭藉王室赞助，就能向外发展超越任何单个城市界限的经济关系。博玛诺瓦竭力要使他的读者相信，他决非与贸易为敌，而是敌视动乱。一个做生意的组织 ——paiganie——即使对行会或领主特权有所妨碍，也明明白白是合法的。我们注意到博玛诺瓦先前曾把那些新成立的公社，描述为受到禁止的“新事物”：
我们所说的关于一切新事物均在禁止之列那些话，应理解为是指妨害它人权利而开创的一切新事物；因为，任何人要在他所愿意的任何地方起炉灶、建磨坊、造葡萄榨汁器、修鱼塘或建造任何别的东西，只要并不妨害他人权利，就决不会遭到禁止。 ……例如，如果我在我有权利进行兴建的自家土地上建磨坊，我邻居的磨坊由此而收入减少，因为他不再有他惯常接待的那么多顾客，或者因为我的要价较优于他，那末，没有任何人能够为了这类损失而迫使我拆除我的磨坊，因为人人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和增进自己的财产，只要无害于任何人，就是符合人人共同利益的。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表现出新兴市民的竞争思想，与早期城市的公社精神、甚至封建精神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每经一个世代，老一辈的市民就被竞争推向一旁或完全压垮，而种种发展则将许多新家族、新创业人带到前列。
不过，这种新的市民思想还是犹豫不定的，就连对于市民阶层本身态度如何也都还拿不准。最能明白表现出封建思想在这时期仍旧顽固存在的事实，莫过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市民经商致富以后所作的决定：放弃手工业和创业家的活动而移居乡间；其目的很简单，只不过是要按照封建标准获得封建秩序中的正统地位而已。他们购买土地，或者购买连同领主所应享有的种种播役在内的封建采邑，企图藉此或依靠联姻跨进贵族阶层。
只有国王或者皇帝才有权颁赐骑士称号。（不过，博玛诺瓦却讲述了三位骑士共立第四位骑士一事，但指出他们此举并不合法。据称，在法兰西南部直到1298年，国王的俗世领主、附庸仍能够颁赠骑士称号。然而博玛诺瓦却说，这类 “新事物”只能由国王主持。）事实上那些移居乡间最富有的市民都被封赠了骑士称号。未被封为骑士的富有市民则渴望拥有自己的采邑。尽管这在法国曾由国王明令禁止，但博玛诺瓦却论证说明这类购买如何才能办到；有很多封建领主——由于受通货膨胀影响和为供十字军东征而被征调人、财、物资以致囊空如洗——迫于无奈，只得将土地出卖或将女儿嫁到市民人家，以换取某种代价。
市民这一合法地位，到13世纪时便已在西欧牢固地得到承认，但是，开创这种地位的运动领袖及其反对者，却都受到他们那个时代法律、经济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还没有认识自己是在推翻或废除旧的一套，还远远没有 ——正如已谈到的，那时的市民所企盼的乃是成为贵族。博玛诺瓦的著作证明，当时有一股强大的法律思想潮流，力求适应、而非消灭封建社会的一切利益，而这是与市民阶层的期望一致的。
市民阶层理论家 ——至少其中有著传世的人——曾经看出，在贸易发展与某些封建特权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并未看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根本性对立。
所有权和契约：封建秩序的转化
由于社会身份的封建类别仍占主导，因而博玛诺瓦描述每一类别及其与所有权法和契约法的关系，颇费一番心思。据他说，有三个等级，即贵族、自由民和农奴，是得到承认的：贵族具有自由的世系，诸如国王、公爵、伯爵或骑士，而且这种贵族身份，永远是由于父系，并非由于母系而被认定的；自由民的特权则属另一种情况，因为他们之中具有自由世系者，其世系乃是源出母系；凡系自由之母所生者即为自由民，从而享有随意行事的自由权。
在讨论到农奴身份和领主任意监禁农奴的权力问题时，博玛诺瓦承认自然法支配一切：所有的人按照自然所定都是自由的。然而，博玛诺瓦辩称，现世社会却是自然的一种恶化，他认为，奴隶身份的合法化即是这种恶化的明证。
论及所有权法，博玛诺瓦着重封建权利，包括一个家庭成员在某个时期、通常是一年以内，有权将业已售与外人的任何所有物重新购回。任何一个在原售让者死去时继承产业的人都得享有这种权利，从而严重地限制了不动产的交易。由此，那个时期很多习俗志都取消了这一 recousse（赎买）或
reatraitlignager（回购）的权利。
在契约方面，《习俗志》给予了贵族某些特权。债权人对一位贵族，应在债务到期后宽限十五天，然后才能起诉索债；对其他人仅只宽限７天。贵族有权使用印章，毋须公证人或王室官员介入便可订立契约。
我们在《习俗志》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基本上是罗马人的自由契约观念，渗入了法兰西北部。博玛诺瓦无可怀疑曾研究过罗马契约法，那些几乎丝毫未看出他著作中有罗马原则遗迹的人，必定是对罗马契约观念没有给予充分注意，也没有考虑到在博玛诺瓦念书的大学罗马法所受到的重视。他所作出的总结性概述，其内容与方式都令人回想罗马原则，而他对各种贸易商社和法人社团的讨论，则表现出十分熟悉基于罗马原则的意大利经商惯例。博玛诺瓦依据那些显然源于罗马观念的原则来谈论法律，既表明那些观念很流行，也表明它们传播甚广。不同于那个时期其他作家，他所描述的乃是当时的通用法律，也没有因为虚荣、偏袒或要填补空白而机械搬弄罗马古风。还有他对契约的论述，显示出他相当了解契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