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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呈的物质性”的否定。
就在年轻的彼特拉克醉心于文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使他终生萦怀的事，对于这个当时教龄仅有一年的年轻教士而言，这桩情事与其说是的温柔的新体常有的不结果实的爱情的又一实例，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灵感，正好成就了一个才华初显的诗人。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彼特拉克走进阿维农城的一座教堂，不意邂逅一位名叫劳拉的少妇，这位年方二十的骑士之妻，以其端庄的仪态，妩媚的神态，使彼特拉克坠入了情网。
这种情怀本该使他写出但丁 《新生》那样的诗作，因为但丁的诗灵正是得自与贝雅特里齐的邂逅，这与彼特拉克的故事多么相近！然而，有一道光，在这两位诗人之间划出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正是两个时代的界限。但丁常常被人列入中世纪神学家的原因，以及彼特拉克被人誉为“第一个近代人”的全部原因，也正在此。“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这是彼特拉克的话，里面透出一种世俗情爱的呼声，这和但丁时代神化爱恋对象的倾向有了多么巨大的不同！而这之间，仅仅隔了四十多年。在但丁的梦幻中，有血有肉的佛罗伦萨少女贝雅特里齐升上了天堂，成了上帝的使者，圣的化身，头上罩着光环；作为跨进天堂之门的代价，但丁把她的肉身留在了门外，她成了一个理性之爱的躯壳。当她牵引但丁神游天堂的时候，她的手指一定是冰凉的。
可是劳拉却是一个世俗的女子。这里也有某种升华，然而不是但丁笔下精神 （宗教）对于物质（世俗）的否定的那种神学升华，而是美学的升华。劳拉这位骑士之妻并不像在《歌集》里那般温柔，正像妻子一样；她是冷淡的，也许并不怎么漂亮。可是，现实的劳拉往往只是一颗火星，一旦点燃诗人心中如潮的情感，并且诗人随即赋予这种情潮以艺术的形式后，她便变得不怎么重要了。不管真实的劳拉是否冷淡，是否漂亮，她在《歌集》里已获得了一种文字的永恒。
这是一种爱情哲学，具体而言，是艺术家的爱情哲学。特雷·伊格尔顿曾调皮地说：“当诗人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像一朵红玫瑰时，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追问他是否真有一个爱人，她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在他看来就像一朵玫瑰；因为他是把这一陈述放在诗中的。”有趣的是，当彼特拉克的爱情诗传开后，不少读者也对劳拉顿生爱恋之心，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到阿维农以求目见一下这位绝代佳人的风采，可是最后总是失望而归。1348年，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死人相枕。劳拉也在其中。这场恐怖的瘟疫日后成了彼特拉克的好友薄伽丘的小说的背景。
劳拉的死对彼特拉克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悲痛情怀流于笔端，遂成
《歌集》的一些篇章。
《歌集》分为《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两部分。劳拉名前冠以“圣母”一词，并不具有多少宗教意味。“我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彼特拉克这样喊道。他步出了但丁的禁欲主义的阴影，歌咏自然的情爱。不过，他并没有走向极端，走向近代爱情的肉欲之乐，这种肉体享乐精神要到薄伽丘的作品里才能找到。
这样说吧，彼特拉克处在一个光与影交替的时代，他的诗风正是两种精神对立然后妥协的结果。爱情令他震颤令他喜悦，可是，又被蒙上一层罪感的阴影，这是原罪在他心底的投影：
我既害怕又希望，我既燃烧又在冰窟中冻僵。
在另一首诗里，又有这样的句子：
黛安娜为了讨好情人，曾让他有这样的机会，使他望见：
她在冰冷的水中露体赤身，可是山上粗犷的姑娘更叫我喜欢，她在那里浣洗一条美丽的面纱，它盖住一头金发，不让微风吹散，因而当此刻天际有红霞出现，我不禁浑身为爱情而震颤。
彼特拉克并不象但丁那样，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伤感中，经历心灵的磨炼，达到神学意义上的升华。彼特拉克的恋情自始至终都是地上的，世俗的。爱情令他震颤；爱而不得，令他哭泣：
我那爱挑衅的心上人儿，我千百次恳求你别闪动美丽的眼睛。
我已把心奉献给你，可你毫不动情……
这种痛彻肺腑的爱情使得：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美丽而又冷酷，这是劳拉的形象：
满脑子甜蜜的幻想，使我与别人全部疏远，因而我独自浪迹天涯，经常神思恍惚，忘乎所以，寻找我避而不该见的她。
我见她如此娇美而凶狠地走过，我的灵魂战栗，而不敢飞向她。
她，发出阵阵的叹息，象在保卫自己，她是爱情之敌，也是我的冤家。
爱情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它是一味可口的毒药，畅饮它的痴情人永远不肯放下手中的杯子，除非死神降临。彼特拉克的爱情，就和但丁的一样，是单相思的恋情。这隐蔽的没有得到倾诉——爱情要求的就是倾诉——的单恋，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强烈得多，可怕得多，它既可以拯救人，又可以毁灭人。正是这种甜蜜的伤感在彼特拉克心头蒙上了一层罪感。原罪的观念本是基督教强化的一个压抑性观念，它经由教堂、圣经以及使徒们的著述，更重要的，经由口耳相传的传统，渐渐成了一种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情形就好象我们在做任何事时，总是感到有一种不见形迹、内在于我们的心灵的强大的力量——源于集体心理的深处——在监视着我们，使我们得到的欢愉总在罪感的阴影压迫下变得荡然无存，最后仅残留下一种重负。
彼特拉克有时甚至感到自己追求诗人的桂冠以及凡俗的爱情的欢乐，都是“一种罪行”，这个品尝着单恋之痛苦的不幸灵魂，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仿佛找到了楷模。在喜悦与羞愧的光与影中徘徊的彼特拉克，感到那个压抑的时代对于个体的笼罩。因不被理解而产生的狐独感几乎使他寄情于山川，因为，那儿，山峦、海滩、树林、河流，才是他的知音；
我跨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在荒漠的田野踽踽独行，沉思默想，凡是人类足迹印上沙子的地方，我总十分注意，尽量避而不去。
如今我相信，无论山峦或海滩，河流或树林，都知道我的生活和气质；
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自然以一个慰藉者的意象进入彼特拉克的脑际。当然，它不仅是一个慰藉者，更多的时候，它是灵感的源泉。这和爱情提供的病态的灵感不同，这是一种健康的灵感，也和爱情一样，同是一种世俗的灵感。宗教否定自然，否定大地，它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渺远的高处。教堂正是通向这个高处的地上的台阶。人们不应走出教堂，教堂的墙壁正是隔开天堂与大地的一道厚墙。
彼特拉克陶醉于大自然的美中。这显示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异教倾向。据说1336年4月的一天下午，春光明媚，彼特拉克携友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温都克斯山巅，他一面眺望展现在脚下的美丽景色，一面欣然翻开终日随身携带的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都的名著，书中的绝句“有人不顾路途遥遥赶往观赏巍峨的群峰、潋滟的海浪、长长的河道、浩瀚的大海和不断运转中的星球，然而他却不懂得自爱”映入他的眼中。彼特拉克触景生情，感叹不己。这样，宗教的劝诫性的教诲与大自然的热情的启示在温都克斯山巅上奇迹般地相遇了。彼特拉克终生都未能调和内心这一深刻的冲突，正象他的恋情一样，冰与火是在同一颗心里发挥各自的力量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隐痛。
尽管如此，彼特拉克的笔下仍流泻出自然的灿烂的形象：
我象往常一样在悲思中写作，鸟儿的轻诉和树叶的低语
在我耳边缭绕，一条小河，傍依着两岸鲜花
在和风细浪中畅怀欢笑。
若把彼特拉克视作最初的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他不仅发现了“人”，而且发现了“自然”。——众所周知，后面那种发现是由几个世纪以后的浪漫派们臻于完美的。
《歌集》使彼特拉克诗名不朽，也使“彼特拉克诗体”成为新诗的最初一种形式。不过，《歌集》并不是最初给他带来盛誉的作品。他是因另一部作品、一部叙事史诗而获得“桂冠诗人”的殊荣的。
这部名叫 《阿非利加》的史诗的创作时间约在1338年到1392年间，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所作的描述：迦太基大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奇不意地从北部攻入意大利，罗马猝不及妨，节节败退，至使都城被围。罗马大将西庇阿想出奇策，派遣一支军队进攻迦太基本土。迦太基有如被釜底抽薪，顿时败北，被迫投降。彼特拉克出于对意大利的热爱，热情讴歌西庇阿。这个自称为“无国籍游民”的流亡者之子在诗歌中倾吐了他对故土的炽热情怀。这里也隐含了他的政治理想。他与但丁不同，没有卷入政治。他顶多从1330年起大约十七年的时间在教廷供过职，并担任过教皇的秘书，通过红衣主教乔万厄·科伦那的关系参与了一些不怎么重要的宗教活动。作为一名教士，他目睹了教会的黑暗。他的政治理想的基点决非教会。而但丁似乎对教会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在他看来，教廷若与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罗马帝国”携手，那么，千年至福王国就会来临。彼特拉克从来没有这么一种政治幻想，他政治理想中的意大利是一个世俗政权统治下的国土，一个君主政体的统一国家。《阿非利加》正隐含着这种政治憧憬。
这部史诗使他立刻蜚声文坛。法国巴黎大学和罗马市政府都表示要给诗人加冕。出于本土情怀，彼特拉克前往罗马接受桂冠。1341年4月8日，彼特拉克身着安茹王朝国王罗伯特赐给他的紫袍，由仪仗队护送，朝丘比特神殿进发。那儿，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致词以后，便将一项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彼特拉克实现了但丁朝思暮想的愿望，那就是在故土接受荣誉。但丁在“重返佛罗伦萨”的思乡病中忧郁离世。他被厚葬在异乡。然而，意大利仿佛忘怀了曾经赐给过彼特拉克盛誉，在他死后，教会势力居然暴尸示众。带给故国经久不衰的荣光的两位天才诗人竟然如此地被故国虐待。当然，教会是在发泄私愤。一个僵化的教会人士读到下面的诗句的时候定会咬牙切齿：
以前是伟大的罗马城，现在是万恶的巴比伦，这里是数不清的罪恶，野蛮凶狠的庙堂，这里是那邪教徒的寺院，引入邪途的学堂，这里是眼泪的发源地，是黑暗的监狱，是充满欺骗的场所，在这里，善良被扼杀，凶恶却成长，这儿是人们死前的黑暗和地狱——
难道上帝不将惩治你？
彼特拉克自幼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第一张意大利地图便是出自这位诗人之手。历史著作《名人列传》也是他的一部杰作。这部有关罗马历史名人的传记足以显示彼特拉克对古代文化的沉醉。他对维吉尔和西塞罗的作品爱不释手，其中自然神论的异教思想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以后他总随身带着圣奥古斯丁的那本《忏悔录》，并使自己的世俗热情染上一层忏悔的忧郁色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