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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亚当的夏娃》是拉欣写出的一部长篇，1933年在杂志上刊出，次年正式出版。故事写得很有层次，情节紧凑，衔接自然，结构比较完整，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是显示埃及新派小说实绩的代表作品。
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夏娃这样一个颇具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夏娃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尽管她努力开辟自己的道路，但她既不能摆脱自己的世界，又不被另一个世界所接纳，始终在矛盾中挣扎。她给自己编造了一个神话，无情的现实打碎了她的幻想。
这部小说是阿拉伯世界“第一部”表现“下层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问题的成功作品，而且在艺术成熟性上也超过了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
塔哈·侯赛因： 《日子》
塔哈·侯赛因最初并不重视小说创作，他热衷的是古代文学研究和对希腊和法国文学的译介。由于二十年代中期文学界出现的激烈斗争，他产生了通过回忆自身成长历程，反映埃及社会问题的想法，结果写出了传记体小说
《日子》。而《日子》的成功，又引发了他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热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连续写出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日子》是塔哈·侯赛因最成功、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共由三卷组成。第一卷1926年开始连载于《新月》杂志，1929年正式成书。第二卷出版于1939年。第三卷于1955年连载于埃及《最后一点钟》杂志，正式出版于1962年。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这是一部出版时间拉得最长的小说。就艺术成就看，最成功的是第一卷，此卷到1983年已经再版五十九次。从1932年英译本开始， 《日子》已译成世界多种文字，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日子》把个人经历、社会研究和小说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埃及青年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重障碍，贫穷、疾病、愚昧、极端落后的教育制度，对青年人思想的压抑和禁锢；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一位渴求知识，渴求光明的农村盲童，觉醒和反叛过程，既是社会的广阔画面，又是个人的心路历程。
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主人公“我们的朋友”双目失明后，被抛在生活的偏僻角落，他倾听着人生，幻想着世界。
《日子》的第二卷，描写“我们的朋友”离开故乡，来到开罗，进入古老的伊斯兰宗教学府爱资哈尔。
《日子》的第三卷则主要写主人公在埃及大学学习和留学法国前后的情况。
《日子》属于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性作品。其文学成就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热爱知识，热爱真理，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盲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在以往的全部阿拉伯文学作品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典型，在世界文学中也极为罕见。对阿拉后民族特别是阿拉伯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征服黑暗、战胜环境、赢得辉煌人生的榜样，一个摆脱束缚、走向自由的象征。其次，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埃及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揭示了造成民族愚昧落后的内部原因，特别是阿拉伯传统教育扼杀青年、削弱民智的危害，无疑是敲响了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警钟。第三，《日子》在艺术上开了阿拉伯现代传记小说的先河。它的富有音乐性的语言，深沉中见真诚的风格，倒叙与议论相结合的叙事技巧，均给同代和后世文学家以启迪，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艺术小说的发展，为阿拉伯现代散文文学语言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塔哈·侯赛因在写《日子》第二卷时，还写了一部反映他留学法国前后一段经历的小说，即《文士》（1935）。这本书在作者心目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他曾说过；“我喜欢和重视这本书，不会使人们惊讶，这是关于一位文学之士的书。我之所以欣赏它，是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叙述了很多我本人生活方面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在《日子》第三卷出版前，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日子》的第三部分；《日子》的第三卷出版后，又被当作《日子》的第四部分。但作者本人并未把它归入《日子》的序列中。
事实上，这部小说所描绘的主要人物与《日子》所描绘的主要人物并不相同。《日子》的主人公即那位“我们的朋友”，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而《文士》中的主要人物却是作者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形象。
《文士》中出现的其他形象也并不像《日子》中的人物那样个个实有其人。
《鹬鸟声声》（写于1934年，出版于1941年）是塔哈·侯赛因最重要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和《日子》、《文士》不同，不是表现作者个人经历和遭际，而是客观地描述埃及农村一个贫苦家庭的悲剧和不幸。故事的前半部分是触目惊心的，后半部分是出人意料的，结尾是令人困惑的。
除以上作品外，塔哈·侯赛因还写过反映对生活和文学艺术种种看法的《着魔的宫殿》（1936，与陶菲格·哈基姆合著），利用《一千零一夜》的艺术形式，表现反战和爱民思想的《山鲁佐德之梦》（1943），描写上埃及地区一家三代人生活变迁的《苦难树》（1944）等长篇，和为埃及贫苦阶级提出控诉和呐喊的短篇小说集《大地受难者》（1949）等。《苦难树》和《大地受难者》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达到了1952年埃及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青年一代作家的创作方向。但在艺术水平上，上述小说都未达到 《日子》和《鹬鸟声声》的深度和影响力。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塔哈·侯赛因基本上放弃了小说创作这一形式，而把接力棒交给马哈福兹和伊德里斯为代表的新一代小说家了。
陶菲格·哈基姆的长篇小说创作
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是埃及和阿拉伯现代作家中最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领域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哈基姆二十年代初踏入文坛，热衷于轻歌剧和喜剧创作。长篇小说的创作开始于 1924——1928年留法期间，最初用法文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后来可能感到用母语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便改用阿拉伯文重新创作，才正式发表，这便是他一鸣惊人的 《灵魂归来》。
三十年代是小说家和戏剧家哈基姆创作力最旺盛的年代，他的几部代表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问世，他成为此时最轰动最多产的长篇小说作家和戏剧家。
《灵魂归来》：为民族招
魂哈基姆参加过1919年埃及人民的反英爱国斗争。这一运动大大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成为他创作《灵魂归来》的直接动力。
为民族招魂——这便是哈基姆这部小说和后来几部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所谓“灵魂”就是精神，哈基姆称作“气”或“味”。呼唤“灵魂归来”，就是呼唤埃及民族精神，埃及“民气”的归来。这一重大主题的提出是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但哈基姆并未能以一种雄浑壮阔的方式，对埃及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作全影式的描绘，而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1919年革命作了局部的正面描述。因此，这部小说的艺术表现和它的重大主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灵魂归来》由上、下两卷组成，上卷十八章，下卷二十五章。每卷的开始部分，都引了古埃及《亡灵书》中的诗句点题。故事是通过一个短短的前序引出来的。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步入青春期的中学生，名叫穆哈辛，是埃及外省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为读书来到开罗，寄居在叔叔、姑姑家。
哈基姆企图通过开罗市中心这个与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反映埃及社会生活和民族觉醒的现实全貌。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各自的缺点，平时也不团结，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却能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显示出蕴藏的精神力量。小说歌颂了埃及人民特别是农民，肯定了他们的“合众为一”、“同甘共苦”和爱国主义热情。读者在下卷的第一章和第六章中，还能看到有关东西方文化、道德和民族性的对比。特别是第六章中，一位英国水利专家和一位法国考古学家之间的长篇对话，更充分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埃及历史的珍视和对埃及复兴的信心。作者借用法国考古学家的口说：“一个在人类黎明时期创造了金字塔奇迹的民族，决不会没有能力再创造其他的奇迹！”
《灵魂归来》包括了一些可称作社会哲学的颇有价值和内容，尽管从艺术上看，这些内容、游离于作品情节之外。小说提出埃及民族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全部感情和希望，可以作为他们理想标志的人物”，这一思想曾给领导1952年革命的纳赛尔以深刻启发。
这部小说和同期其他作家作品比较，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小说的文学色彩。和同期作家的作品相比，也更丰富些。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相当细腻。某些人物的出场，设计得也很巧妙，如苏妮娅与穆哈辛首次相见，人未出，而声先至，对话也很生动。作者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泽努芭姑姑的热情和盲动就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回忆、倒叙、插入等手法运用得相当熟练，打破了平铺直叙的讲故事传统。
作品的不足之处是：主题思想和人物、情节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埃及农业社会作田园牧歌式的描写，甚至对人畜同居一室也加以赞美；为了歌颂农民而不惜贬损游牧民，顾此失彼；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涵，与小说崇高的主题游离；表现男主人公们时，用同吃一桌饭、同住一间屋、同得一种病、同爱一个姑娘、同受失恋之苦、同时投入爱国斗争、同住一间牢房的方式，显得比较牵强和幼稚；借助外国人说出作者想说的话，则无助于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乡村检查官手记》：黑暗现实的诉状
哈基姆的长篇小说不应看作自传体的作品，但几乎每部都有他本人的生活经历。1928年他回国后曾在亚历山大混合法庭供职，1929年被任命为驻地方法院的巡回检查官，在随后四年间他接触了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各个社会阶层，亲睹了下层劳动者和农民的苦难，以及官员们对他们处境和权利的忽视，富人对他们的强暴和压迫。《乡村检查官手记》（1937）就是根据他在司法部门工作期间获得的丰富素材而写成的。
小说的艺术形式比较别致，通过主人公办案过程中十二天的日记，集中展示了埃及农村悲惨黑暗的现实图画。
这部小说不仅揭露了司法部门的腐败，而且把法律不公现象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成为对黑暗现实的一份诉状。
在这部小说中，哈基姆充分显示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