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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孩子在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难得、珍贵的东西，有了“我想把它卖出去”的念头时，即使放在父亲经营的店里的一个角落寄卖，也要收取租金。借钱给朋友（亲友）时不要利息，对自己的孩子却照收不误，这是因为要教小孩子如何经商的缘故。
除此之外，锻炼小孩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把钱交给孩子到附近的商店买东西。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测验孩子买的价钱是否比别人贵，或买回有毛病的东西。然而华侨的孩子们也非等闲之辈，他们会不断挑选店内的东西，然后选出有一点瑕疵的，开始杀价。华侨就利用这个方法，磨炼孩子在买东西时如何让对方自动减价，卖东西时如何坚持不减价。至于孩子去买东西时，低于标价的部分就属于他们的“利益”。“去替我买东西就给你零用钱。”金额的多少没有一定，只要买得比定价便宜的部分就是孩子的零用钱。至于孩子是否能得到好处，就要靠自己的本事。华侨的经商法，就是这么从小锻炼出来的。
除此之外，锻炼小孩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把钱交给孩子到附近的商店买东西。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测验孩子买的价钱是否比别人贵，或买回有毛病的东西。然而华侨的孩子们也非等闲之辈，他们会不断挑选店内的东西，然后选出有一点瑕疵的，开始杀价。华侨就利用这个方法，磨炼孩子在买东西时如何让对方自动减价，卖东西时如何坚持不减价。至于孩子去买东西时，低于标价的部分就属于他们的“利益”。“去替我买东西就给你零用钱。”金额的多少没有一定，只要买得比定价便宜的部分就是孩子的零用钱。至于孩子是否能得到好处，就要靠自己的本事。华侨的经商法，就是这么从小锻炼出来的。华侨的社会，仍然保持着大家庭制度和儒家精神。对事亲尽孝是毫无疑问的道德规范。一旦被冠上不教的罪名，不仅会失去周围亲朋好友，甚至将来经商也必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小孩子从刚学会走路起，就替爸爸、爷爷拿烟灰缸或火柴，而小孩子也很乐意这么做。进入小学之后，白天在学校里念书，放学后在父亲店里帮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即使家里经济状况很好，遇到假期还是要到店里工作。父母不经商者，就到附近的店里打工。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而是去学习做生意的秘诀，而且，他们大多自动将所得的工资交给父母。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要在自己父亲的店内帮忙则遭到拒绝：“不可以，会偷懒，投机取巧。”于是被送到别人的店里学做生意。
高中生们放学以后，会三两个聚在一起做功课，做完了就去打工。就算是有能力让孩子上大学的家庭也认为：“一面学习经商之道，另一方面还有能力上大学者，就自己拿出学费来自给。如果没有能力做到这样，就是进入大学也成不了器。”
当小孩子发现自己很想要的东西，父母会让孩了去打工存钱而获得它。有时，则凭父母的面子先赊帐，以后再分期摊还。这时候，父母总如此要求：“你想要的东西是靠我的面子·放飞的龙——海外华侨成功商法·
和信用才到手的，所以应该支付利息。”
根据一位中年母亲的说法：
“我们做父母的，并不能永远都和孩子在一起，通常会先离开人世。假使象日本人的父母那样过分溺爱孩子，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而孩子的将来生活也将发生问题。”
那么，又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进日本学校呢？一位华侨母亲说：
“学校教育首重道德和珠算，其次再教书写就可以了。可是日本学校却注重念书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
于是就把孩子转送到华侨学校重新学习。
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假使只靠父亲的庇荫而得到地位名望，绝不会受到他人尊敬。至于有朝一日，自己身处险境时，能够扭转逆境，就必须从小加以训练。
“即使小孩子打工赚的钱也要拿走。”这句话绝非不尊重孩子的人格而信口胡言；相反地，是教孩子懂得创业维艰的道理，是一种让孩子能坚强地面对现实的教育方式。
□深藏不露地实干有一位住在东京的日本女性替山东籍的香港华侨做中国话翻译。 她私下以为这个年纪 50开外的华侨是个小生意人，因为他的穿着朴素，又没有私人秘书，手提一个大皮箱，不论到何处，不是坐电车就是搭公共汽车，绝不会坐计程车或租用专车。与她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有什么可赚钱的好消息吗？有的话请告诉我。”
除了工作以外，即使遇到其他的日本人，在她所做的翻译中，也一定有这句话。
这位华侨为人彬彬有礼，并且时时面露笑容。然而他向每一个人开口问的“有什么赚钱的好消息？”这句话，并非随时脱口而出的寒暄，而是心中确实存有想从所接触的人中，得到赚钱的契机这种念头。
不久之后，她经由第三者得知自己的雇主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他在香港和旧金山拥有很大的贸易公司，又有好几家大餐馆的老板。据悉，他的财产（包括不动产）以当时的日币来说，已近一千亿日元。这是十年前的一个故事。
她乍听之下，大吃一惊：有这么多的财产啊！可是他对自己的身世及财产从来只字不提。
后来，她想把自己的丈大介绍给华侨认识，就请他到家里便饭。当华侨与丈夫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有什么可以赚钱的事吗？”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听说了有关华侨的为人，所以只是面露苦笑。但是每次华侨问这句话时，眼神总是那么认真。
相处一阵子，有同事间的感情之后，华侨才略提了些有关自己的事。他说，在他二三十岁时，每天的睡眠仅有 3个小时，其余时间均为忙碌所充塞，甚至有时拉黄包车都是在半睡眠状态中。因此现在每天只要有 5小时睡眠时间，便觉得非常充足了。
华侨们一面认真忙碌地工作，一面不断地赚钱、至于自己的财产有多少则三缄其口，而且华侨与华侨之间、亦即华侨社会，彼此也从不问这类事情。因为，为了虚荣心和自我宣传而说出不实的话时，会贻笑大方；但是实话实说，又怕引起歹徒邪念。
所以天资聪颖的华侨们，对于自己赚多少钱，有多少财产，向来不会自矜；只是默默地工作，涓滴成河地把钱存下来经营第二个事业，以实际行动来向大家证明。因为其他华侨们会认为口说无凭，必定要看了实际的表现才下评语。
然而偏偏有很多人，稍微赚了点钱，立刻带着不知是情妇还是秘书的女人，雇用司机，开着进口车到处炫耀。这种作法真是愚昧之至，要用深藏不露的潜力来做事，才会令人由衷敬佩，也才是真正的实力者。
□“红烧肉”“稀饭”立业在横滨的唐人街拥有新扩建的总店，在东京及其他地方拥有七家中华料理店“同发餐馆”的周湖宗董事长，生前曾说：
“我的人生是靠红烧肉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的周湖宗董事长，是在 20岁那年，依赖亲戚的帮助来到横滨。初至时，他在亲戚的店里帮忙，不久就自己开店。接着战争爆发，房子在空袭时被烧掉，后来又在被烧掉的地方盖起原来的小店，重新再做生意；不久生意逐渐兴隆，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分店就如雨后春笋般陆续设立了。
在同一条唐人街上，有一家专门卖粥的“安记”。这家店是 70多年前，
由一个名叫徐子安的人创立的。
由一个名叫徐子安的人创立的。在 25岁那年，从广东顺德来到日本。刚来时，对日本话一窍不通，他原本是一名船员，到日本后改行卖粥。粥一定要将米煮 4小时以上，并且成泥状才行。早上 8点，客人就会蜂涌而至。这些客人都是住在附近的华侨，或是在横滨港泊船的中国船员，以及在码头工作的人。
徐子安经营了 3年卖粥生意后，便由故乡娶了妻子，同时将店面扩充，又在静冈县的三岛设了一家分店。这家分店，就交由故乡来的小舅子经营。
卖粥的店必须长时间留意的是火候。要先用猪、鸡的骨头炖汤，再把汤过滤。至于米，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洗好泡在水中，隔天早上约 4点起床，用文火煮上 4个小时。因为当时还没有瓦斯，所以，前一天晚上得彻夜准备。徐子安说：
“因为所卖的东西价钱不高，只好以累积微薄的收益的方式来经营。这种工作利润不多，准备的时间又很长，假日也不能休息，所以需要有耐心。”
于是他就采取与其他华侨相同的作法，利用血缘、地缘上的关系，来建立生意的基础。这样过了不久，又在三岛设立了一家分店，并由大陆来的胞弟经营。
就这样逐步建立地盘，现在的店主名叫徐沛容，1928年出生于横滨。
“在战争期间，由于米粮短缺而行配给制度，所以无法做这种生意。”
根据徐沛容自己的说法：
“在广东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人早餐都吃粥，因为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胃尚未开始蠕动，所以吃粥是最理想的。我现在已经学会由历代流传下来的健康饮食治疗法的秘诀了。目前我正在研究含有中药补品的粥。不久的将来，“补品粥”就可问世了。
□节省是致富的捷径这是 70年代的事，住在日本神奈州县，经营大买卖的台湾华侨 F氏，年已过 6旬。对任何捐款，只要他认为合理，总是慷慨解囊；但决不会浪费一毛钱。例如：从家里或公司要到唐人街，这段距离有专门的电车，而且这华侨的孩子开的是进口轿车，从公司到唐人街，坐计程车也花不了多少钱，但他却宁愿步行。
“是为了增进健康而走路吗？”
曾经有位熟人这么问 F先生，他却开门见山地回答：
“不，坐车是种无谓的花费。”
但是一般日本人多半会回答：“锻炼身体”、“保持正常血压”。。同时，甚至说出长篇大论的理由。有时候，F氏偶尔也会坐地下铁。于是又有人故意问他：
“是否因为公车摇晃得太厉害，所以喜欢坐地下铁？”
F氏却很明快他说：“你知道票价吗？地下铁要便宜好几块钱呢！”
不要担心被人认为小气，能彻底维持小气，而不对他人造成困扰，这也是门道地的哲学。可是现代社会中，偏有不少人怕被人说是“小气鬼”，而每当别人奉承他“你真是个用钱干脆的人”，就打肿脸充胖子。明明没钱还故意装阔，把刚领到的薪水花光了还嫌不够。回家后听太太抱怨全家要去喝西北风了！因此难免引起一场家庭战争，这种场面才难看呢！
关于这一点，华侨认为：“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把中国人看成犹太集团。其实他们是以‘为将来存一点资本’为首要任务而行事，所
以不该花的，决不乱花。因此，即使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小气鬼也不痛不痒。生活尽量要求俭朴，对浪费则敬而远之。这就是中国人所标榜的。”
以不该花的，决不乱花。因此，即使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小气鬼也不痛不痒。生活尽量要求俭朴，对浪费则敬而远之。这就是中国人所标榜的。”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住在神户的老太太，她是个举目无亲的寡妇。多年来，一直省吃俭用，被形容是小气的老太婆。当这位老太太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