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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牙，他的女儿陈慧是林海音的好朋友；柯政和也是早期到北京的留日音乐教育家，一直在北师大、师大附中教音乐，林海音的丈夫何凡曾做过他的学生。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8、9页。在以后的岁月中，林家的孤儿寡母还经常得到这些乡亲的看顾。关于张我军与林家的关系，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是这样说的：
爱珍是板桥人，林焕文在1915年间，到板桥林家花园，担任主人林本源的秘书及总管，在那里娶了爱珍，也结识了板桥人张我军。张我军的母亲阿婆（陈爱）与张我军父亲结婚前，曾与爱珍的一个小叔叔有过姻亲之议，后来这个叔叔早逝，这门亲事也就没结成（另一个说法是，爱珍小时候曾许配给张家的一个儿子，后来因为男方病故，没有嫁入张家）。不过张、黄两家一直仍以亲戚相称，爱珍比张我军小一岁，张我军的母亲阿婆很喜欢乖巧的爱珍，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张我军到北京后，进入师大念书，常上乡亲林焕文家。英子从小用闽南话叫张我军“舅舅”。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41页。
林焕文去世后，两家经常来往，张我军的母亲阿婆常约爱珍打牌、排遣寂寞。
关于父亲的死，林海音日后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工夫研究。他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林海音：《生命的风铃？〈城南旧事〉代序》，（台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7页。
林焕文的英年早逝对林海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若干年后，她以书信体的方式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第一信给祖父
英子十四岁
亲爱的祖父：
当你接到爸爸病故的电报，一定很难受的。您有四个儿子，却死去了三个，而爸爸又是死在万里迢迢的异乡。我提起笔来，眼泪已经滴满了信纸。妈妈现在又躺在床上哭，小弟弟和小妹妹们站在床边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
以后您再也看不见爸爸的信了，写信的责任全要交给我了。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掉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亲爱的祖父，爸爸死后，只剩下妈妈带着我们七个姐弟们。北平这地方您是知道的，我们虽有不少好朋友，却没有亲戚，实在孤单得很，祖父您还要时常来信指导我们一切。
妈妈命我禀告祖父，爸爸已经在死后第二天火葬了，第三天我们去拾骨灰，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现在放在家里祭供，一直到把他带回故乡去安葬。因为爸爸说，一定要使他回到故乡。
这段文字出自林海音《英子的乡恋》，这是她在民国四十年三月写的，她说：“这几封信虽不一定每封都是写过的，但却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和真实的生活情景。写时倾泻了我的全部的情感，因此自己特别珍爱这篇小文。”林海音：《两地？英子的乡恋》，（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1月四版，第110页。给祖父的信虽不一定是当时写就的，但描述的却是当时的情景，丧夫丧父后林家的孤儿寡母日子是可想而知的艰难，这股悲情积郁在林海音心中，二十年后写时仍然倾注了全部情感。
林焕文撒手归去后，林家面临着留北京还是回台湾的问题。林海音的祖父林台先生也多次写信让他们回去，但林家的几个孩子如果回台湾就要进日本人的学校读书，这是已经读到中学的林海音所不愿意的，而林黄爱珍若回台湾就要过大家庭生活，不如留在北京自由，她也乐得顺从孩子们留在北方，好在有邮局的抚恤金，生活还能维持，一家人也就留在了北京。但车夫和老妈子是用不起了，宋妈被介绍到天津的朋友家工作。林家也搬到专给福建、台湾乡亲住的南柳巷晋江会馆，因为这里可以免费住，条件也不错，老乡之间还可以互相照顾。“家里苦，不再穿新衣了。有时，他们会穿台湾乡亲的衣服，还有几次实在熬不过去，爱珍只好拿出几件焕文先生的衣服，叫会馆的长班老王拿去当了，换点钱用。”日子艰难地过着，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继续着，就在林焕文走后的第二年，林海音的四妹燕瑛也病死了，死时才六岁。不久，幺弟燕璋也得了脑膜炎病死，死时只有三岁。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44页。林家的凄苦自可想象。就在这样的家庭情况下林海音进入了她的少女时代。
第二章 求学、工作与结婚
第一节 少女时代的学习生活
林海音的父亲在1931年农历五月病逝，9月她就进入福州人办的私立春明女中读中学。这不仅是因为春明女中位于城南，家住城南的林海音上学方便，还因为春明女中特别优待福建学生，一般学生学费二十五元，福建学生十八元，当时林海音登记的籍贯是福建，这对于靠父亲抚恤金生活的林家子弟来说节约的是不小的一笔钱。为什么籍贯写福建而不是台湾或广东呢，林海音日后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
我懂事以后，常听到“番薯人”这个名词，台湾同乡间谈话更时常用到。“番薯人”就是台湾人，大家彼此间提到台湾人就用“番薯人”代之，是台湾人的代号了。因为台湾的地形，就像一条番薯，故以名之。同乡长辈在北京，有时就戏称我是“番薯仔”。不提台湾而以“番薯”代替，其中也包含了异乡人无限辛酸。台湾人远离被日本窃据的家乡投奔到祖国来，籍贯上大都填写他们的祖籍闽、广两省。我在小学读书写的是父亲祖籍广东蕉岭，父亲死后，我们的籍贯改为母亲的祖籍福建同安。这样的做法，一是为的躲开北京的日本领事馆之类机构的注意，再则在祖国人面前，如果说是台湾人，也会被投以异样的眼光，真是好可怜的“亚细亚的孤儿”啊！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4页。
丧父的悲痛、异乡人的落寞让少女林海音有些孤寂。据她的老同学吴金玉回忆：
刚上春明时，林含英（英子）给人的感觉是不爱说话，静静的，也许她刚失去父亲。那时她就很喜欢文艺了，有一次上课，只见她一个人把头压得低低的，默默地掉泪，原来她在看《红楼梦》。那时候女孩子是不准看《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小说的，怕学坏了。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46页。
春明女中位于城南，是京剧演艺人员聚居的地方，很多京剧、话剧、电影界人士的子女都在这所学校读书，著名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余慧文、余慧清就与林海音同班，著名演员白杨（当时叫杨君莉）比林海音低一班，京剧演员言慧珠则比她们低好几班。据王景山说，著名音乐指挥李德伦的姐姐黎颖原名李菊同也是林海音的同班。王景山：《旅人随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14页。渐渐地，林海音走出了丧父的失落，融入到学校生活中，交了一些好朋友，像余家姐妹、前面提到的吴金玉等都成了她的好朋友，不仅在学校交往，回到家还要通信，少女的心事只有少女才清楚。林海音还经常到北新书局和现代书局看书买书，她为自己定了一份《现代》杂志，成了一个新文艺的爱好者。王景山：《旅人随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6、47页。
据林海音老年回忆：
当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正是新文学发扬极致的高峰，我们被这新鲜的文学时代迷住了，不断地阅读着更多的新书；新的思想，新的笔调，打动了我们的心意，又有不断来自中国以外，地球的每个角落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冲击着我们的小心眼儿。我们不再是那种傻乎乎只会背书的小女孩子，洁白的心灵上，也知道点缀上一些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了。林海音：《静静的听？永无止境的崇敬心情》，（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67页。
林海音不仅阅读《现代》，她还阅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以及林语堂创办的中文幽默杂志《论语》和《人间世》、《宇宙风》，林海音说：“我们那时是小小的女学生，却也被这个新文学时代的潮流，感染和领会了幽默的作风，对我后来从事文学的工作影响，是很重要的。”美国女作家奥尔科特（1832——1888）根据自己童年写的小说《小妇人》也让林海音着迷，她还以《小妇人》中老四爱美的名字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Amy。
女中学生的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林海音并不是个书虫子似的人物，她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喜爱明星，也爱好话剧。老年的林海音回忆道：
有一天下课，我们几个喜欢电影和爱活动的同学，相约去看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外景，是胡蝶、郑小秋演《啼笑因缘》，地点是在先农坛的四面钟下面，阶前摆着简单的道具，不过是一个大鼓架子。在《啼笑因缘》里，胡蝶是一人饰两人，这时是拍她饰演唱大鼓的沈凤喜，郑小秋演樊家树。人家都说郑小秋个子矮，和胡蝶演对手戏要登上小板凳，这是故意挖苦。那天胡蝶梳着一条油松大辫子，鼓妞儿的打扮，郑小秋穿团花缎子长袍，少爷的打扮，但那件长袍为什么是紫红色的？后来听说因为拍黑白片，这样才可以使色调和谐。郑小秋没拍戏，看见有一堆小女生，便走过来很和气地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哪间学校的。那天去看我所喜欢的女明星，虽是半世纪后的今天，记忆犹新。林海音：《生命的风铃？遥念胡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79页。
林海音不仅看明星表演，自己也参与实践。当时北平学生话剧盛行，林海音也加入其中，曾和白杨一起被选为学校代表，参加一个学生话剧的组织会议。到了她读初三的时候，她有了一个登台表演的机会。时逢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排演《茶花女》，林海音被挑上饰演女仆纳宁娜。此戏的导演是名戏剧家余上沅，他的妻姐便是著名女作家陈衡哲，每周有三个晚上林海音都要到他家去排戏，夹在一群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林海音显得格外惹人喜爱，常得余上沅的夸奖。戏排了两个月，演出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