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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写旧女性写得很有特色、也给人印象深刻，她所描写的与她同时代的女性的生活也同样有精彩之处，《烛芯》描写的就是一个与林海音处于同一时代的女性的故事。元芳和志雄结婚半年多，已是“七七事变”四个月后了，元芳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志雄是活跃的记者，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志雄只身逃到大后方去了，留在敌后的元芳却惨遭日本人的毒打而流产了，便回到天津的娘家生活，抗战胜利了，志雄回来了，告诉元芳他在后方又成了一个家而且还有了三个孩子，他住了十天就走了，不再回来，后来又去了台湾，元芳追随他来到台湾，志雄还是不能抛掉他的另一个家，元芳也只好默认了，志雄以两边各住一个星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元芳迫不过另一个女人的厉害，又没有孩子，最后她这边的一星期也难以维持了，就这样，经过二十五年名存实亡的婚姻，元芳终于下定决心离婚了，不久，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嫁了一个太太在大陆的单身汉，小说开头结尾是在元芳在烛光中回忆自己的前半生、等待出差的新丈夫的心境中进行的，以主人公现时愉快的心绪结束她二十五年的等待与不快，给人以希望与光明。元芳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然而她的婚姻却遭遇了与上一代女性同样的困境，毕竟时代与具体的个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并没有像上一代女性那样自伤与自抑，最终还是觉醒了，不仅摆脱了旧式的枷锁，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元芳的这种行为却遭到了同学的批评，但元芳并不是一个懦弱且同于流俗的女性，她在给同学的答复中说：“两次婚姻的际遇，会被人怎样地批评，我也顾不得了。《圣经》上说得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婚姻的戏剧中，我两次扮演了同出戏中的不同角色而已。”事实上，元芳在这里说的两种不同的角色，妻子与情人，正是在婚姻中女性需要自处的两种角色，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女性必须将妻子与情人的角色调适好，才能成全起一段美好姻缘，否则，势必造成对方的不满足，妻子的角色往往是母性的、贤惠的、居家的，情人的角色往往是性欲的、娇性的、隐忍的，这是一般的人对这两种角色的想象，林海音赋予元芳的，正是一段倒错的关系，在第一段婚姻中，元芳是妻子，却像一个情人似的长期隐忍等待，她没有孩子，无法发挥女性的母性与居家特长，最终在与另一个有孩子的女性的较量中败北，在第二段婚姻中，元芳处于第二妻子的角色，但因为第一妻子的不在场，使得她可以和丈夫居家过日子，满足女人的基本需要。在这篇小说中，林海音讲的不单单是一个女性走向觉醒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女性角色转换的故事。我们可以比照一下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中讲的方先生与方太太的故事，表面看起来方先生与方太太是一对神仙伴侣，方太太本是大家闺秀，气质高雅、擅琴棋书画，并不在意方先生的穷酸，也不在乎物质享受，不惜与有钱的娘家决裂来追随方先生，他们恩爱了一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方太太死后，方先生却爆出了早就背着方太太与另一个极普通且贤惠的女人生活且生有四个孩子，老大都已大学毕业的猛料，令人讶异。在这里，方太太也是一种角色倒错的悲剧，她的个人定位满足方先生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恋与情人的角色，而方先生其实更需要一种世俗的爱情——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方太太是自身不具备这种世俗能力，而元芳在第一段婚姻中则是被时代与丈夫双重地剥夺了这种权利，她不甘于这种剥夺，希望在第二次的婚姻中找到这种居家过日子的世俗权利，所以勇敢地迈出了一步。这说明，林海音在女性家庭角色的定位与转换上是做了多种探索的，她是一个极重视居家过日子的人，所以赋予元芳第二次婚姻的光明。
林海音笔下的时代女性，在内心深处大都是渴望传统家庭生活的。她有一篇短篇小说《奔向光明》，是将家作为女性的光明的归宿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一开篇就说：“我们这样地散步，到几时为止呢？你有你温暖的家庭，我有我光明的将来。”写一个未婚女子与一个已婚男子的一段感情，未婚女子完全知道男子的家庭情况，两人仅止于一起散步的关系，女子很欣赏男子的谈吐、羡慕他的家庭生活，但这种关系毕竟有些暧昧，每天的黄昏，不管风中、雨中、雾中，他们都在桥边相见，男子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倾诉对象，而女子需要的却是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男人，于是她终于果决地在无数次“明天见”之后要对男子说“不再明天见”了。她难以当面向男子说出这句话，而是写信说，整篇小说就是以女子向男子写信的方式叙述，仍然是林海音式的重家重温情的情感方式，小说大篇幅地写了男子的家庭，与其是在表达对男子的异样感情，不如说是在规劝男子回到家庭，小说没有对男子的哀怨与指责，有的是对他的谈吐与幽默的欣赏以及对男子温暖的家庭生活的向往。虽然写的是一段男女的婚外感情，却充满对婚内生活的赞美。在林海音笔下，婚姻并不是围城，这个男子有着美满的婚姻，他只是对婚外的女性有一种好奇一种倾诉欲，而女子也明白男子的情感，懂得进退，两人都是君子，都知道发乎情止乎礼的含蓄美，于是一场矛盾的并带有危险因素的感情就在女子希望找到家庭归宿、“奔向光明”中戛然而止了。
林海音还有一篇短篇小说《爱情的散步》写的则是一对夫妻的散步，这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海誓山盟的激情，有的只是夫妻二人的相互体恤、默契、如散步一样的平常的琐屑日子，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是不平常的，妻的表现尤其坚定并影响着丈夫，他们在拮据的生活中拒绝了意外之财的诱惑，也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虽然他们站在商店的橱窗前不能考虑自己的需要，他们薄薄的一沓钞票只够买给四个孩子的礼物，但这些并不能影响他们爱情的快乐、家的温暖。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细节其实有一些是有林海音自己的影子的，当然故事情节则属于虚构，比如妻子居家的精打细算、夫妻二人的相濡以沫，就很有一些林海音初到台湾时的生活境况的影子，也是50年代普通台湾人生活景况的写照。然而，就是在这普通的日子中，林海音写出了人性中最有光彩的爱情的力量，它可以使人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可以战胜物质的诱惑，显出平凡中的伟大。小说写得很随意，却很精妙，以夫妻二人的散步写起，让妻子在散步中叙述他们的生活，自然、随意，却不流于散漫，于散步式的笔调中描绘出女性在平凡生活中的操守美。过平凡日子、坚守人格道德，这是林海音坚持赞美的女性榜样，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她所欣赏的婚姻典范。
《堕胎记》写的则是女性的生育问题。妻从菜场回来了，见了丈夫立刻换了一副紧绷的难看的脸色来，丈夫莫名其妙，但吃饭时妻还是端出了丈夫爱吃的菜，丈夫想办法讨好妻子，终于弄明白，原来妻子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又怀孕了，妻子自生第二个孩子起就哭闹着要堕胎，结果却生了五个孩子，这次丈夫又劝说妻子不要堕胎，妻子虽然气哼哼地出门了，回来却没有堕胎，而是买回了丈夫送她的皮鞋，妻子对丈夫的小脾气，丈夫的愉快，在林海音灵活的笔触下写得惟妙惟肖，读后不禁令人莞尔。生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历来是喜事，妇女在生育中所遭遇的生理痛苦与心理恐惧，在新生命诞生的喜庆中都烟消云散了，添丁添口对男性和家族来说是一种荣耀，是男性生育力与家族兴旺的象征，在传统家庭中，女性是可以凭着这点向男性显示自己的价值的，生育中的女性是无比重要的，受到全家的重视与保护。这篇小说中的妻子显然是受到丈夫宠爱的、夫妻关系是和谐的，每次怀孕时她都可以哭闹着堕胎，耍点女性的小脾气，既是向丈夫显示自己的重要，也表示了生育与养育孩子对女性来说是多么大的付出与牺牲，小说虽只写了夫妻间在生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男性的愉快，女性的气恼，但蕴涵却十分丰富，显示的是生育对男女两性不同的意义。这里只写了生育对女性意味着付出与牺牲而引起女性的气恼，却没写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似乎堕胎就是女性对意外怀孕的解决方法，似乎有些简单化。当然，小说中妻子的没有堕胎完全是出于对丈夫与孩子的爱，这里显示的爱的主题又另当别论。
在林海音的女性问题短篇小说中，传统女性的比重较大，但她的作品中也不乏时尚的元素、新人物的朗音。在她写的新时代色彩的女性形象中《绿藻与咸蛋》中的曼秋比较有代表性。曼秋是一个美丽、开朗、热情的年轻女性，与她化学家的丈夫萧定谟过着融洽的夫唱妇随的模范夫妇的生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和谐的生活，却被曼秋的一个老同学的到访打破了。曼秋的老同学傅家驹是一位作家，还曾经追求过曼秋，虽然曼秋并不曾将这种追求放在心上、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但在他造访后，还是在吃饭时无意地将当年的追求透露给了丈夫萧定谟，本来萧定谟就对傅家驹的来访心里酸酸的，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更成了负担，在翻看了傅家驹的小说《孤独者》后，就更断定他是要来家里寻旧情的，于是连晚饭后预备请曼秋看电影也免了。曼秋却毫不知情，仍然邀请傅家驹及老同学们到家里聚会，萧定谟虽然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在聚会上发表了一通对于他研究的绿藻对人类的意义与价值的看法，聚会后，曼秋陪傅家驹上了街，这就更让萧定谟猜疑了，又取消了和曼秋看电影的计划，直到两天后，萧定谟的疑团才解开了，傅家驹送来一篮自己太太腌的咸蛋，并写信感谢曼秋那天帮他上街为太太及孩子挑选衣料，萧定谟这才释然，晚上终于拿出了电影票请曼秋一起观看。小说写的是丈夫萧定谟的嫉妒，突出的则是曼秋的美丽开朗与热情，一出小小的误会更加深了两人的感情。这是林海音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短篇小说，故事设计精巧，叙述圆熟，人物有时尚感，是她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篇带有新时代色彩的作品。曼秋这样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已超越了林海音笔下的旧女性，不仅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