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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枵展耍刮悴患俺ざ菸蛲蛐乙印Ｏ淖妫豪觥洞映悄献呃础趾Ｒ舸罚睿慷潦椋啃轮榈�2003年1月版，第147页。
钟理和病逝后，林海音非常震惊和难受，连夜赶写了《悼钟理和先生》，并与友人一起出版了钟理和的遗著，这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事情，要付出很大的爱心与精力，但林海音对这件事说起来却很轻松：
理和死后，他的长子铁民给我来信说，父亲临危遗嘱，要肇政和我替他整理著作，希望能出版。肇政也给我写信说，他只有热情，没有办法，不知怎么做。我说让我们试着做。因为一个人临死时的遗嘱，我们应当重视，何况理和一生热爱写作，这是他最始也是最终的愿望，这个愿望，难道太奢侈？不！
我们五十、一百地，捐来了几千元款子。稿子已经发排出去了，印刷厂、广告、纸张，都暂时欠款。预约的情形很好，书一出版，欠款就还清了。《雨》，是很扎实的一本书，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有分量的。在他死后的百日祭，这本书已经放在他的供桌上了。在他周年祭时，第二本理和的作品《笠山农场》也出版了。我们有一个“钟理和遗著出版委员会”，实际负责的，是肇政、文心和我，但支持的却是无数的读者。林海音：《芸窗夜读》，（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0月版，第39、40页。
事实上，钟理和遗著的出版，林海音付出的心力最多。不仅筹款、出版，为了节省经费，林海音还找她的侄子、画家夏阳义务为《雨》设计了一个有意义而花钱不多的封面，一个灰黄、米黄和黑三套色，简单别致、似雨似泪的封面。这些工作，别人是没有条件完成的，只有林海音愿意付出精力、也能做好这些工作。继林海音之后，吴浊流主办的《台湾文艺》出版了钟理和的纪念专辑，1976年张良泽编辑出版了《钟理和全集》，导演李行还根据钟理和和平妹的故事拍了电影《原乡人》，由秦汉、林凤娇主演，林海音还和钟肇政等人于1983年8月7日在钟理和的家乡建成了钟理和纪念馆。钟理和去世后，林海音还在1974年、1977年两次到美浓乡下看望钟理和的妻子平妹，并且对他的长子钟铁民也是尽力提携与帮助，林海音还多次撰写关于钟理和的纪念文章。钟理和生前林海音并未与他见面，只是一个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在他死后，林海音为他做了这么多，没有一颗广大与同情的爱心是不行的，从与钟理和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林海音的为人与善良心地。然而，林海音的好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1979年6月，林海音和钟肇政、叶石涛、郑清文、李乔、张良泽发出筹建“钟理和纪念馆”启事，于是在钟理和的家乡美浓就出现了一座别致的纪念馆。然而到1996年时，陈千武、叶石涛、钟铁民、郑炯明、吴锦发、彭瑞金等人在钟理和纪念馆筹建“台湾文学步道园”，用三十五位作家的片言只语，表达一位作家的文学精髓，刻在石壁上，环绕纪念馆，这三十五位作家钟肇政、叶石涛在列，而为台湾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林海音却被排挤在外。
林海音对写作者的扶持与鼓励也为她赢得了年轻写作者的尊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她与黄春明的关系。黄春明是台湾著名的乡土派实力作家，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的原作者。2004年春，笔者曾在台北见过黄春明一面，此时他正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说起林海音他还是很尊敬的，但说自己与林海音实际的交往并不多，不能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料。而他确实是林海音在“联副”时提携的作者之一，对此，他确也曾心怀感激，笔者找到他早年写的一篇《我满怀由衷的感激》，此文道出了他对林海音的感激之情。林海音的《剪影话文坛》的附录中收有此文，兹转录如下，以说明问题：
民国五十一年左右，正是我写作的幼稚年龄，这时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好得不得了。表面上看来好像蛮有信心，其实啊，骨子里面最脆弱，最不堪打击。尤其像我的个性，在那一段是最糟的了。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城仔落车》，说真的，当时实在自鸣得意，越看越觉得了不起，于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投给“联副”去了。记得还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大意是提醒编者不能改动我的题目，尤其是“落车”的“落”字，绝对不能改成“下车”的“下”字。那时我在军中，不知道“联副”的编者是谁，也不知道林海音是何许人。这倒不是目中无人，而是孤陋寡闻得很。
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城仔落车》一字没改地被刊登出来，同时还收到编者的一封信，这封信早就被我的坏习惯弄丢了，要不然，今天把它拿出来发表的话，那比什么人写文章来介绍林海音女士来得更有力。因为从那信里面，看不到她为了拉稿凑篇幅的焦灼，而是一片爱才惜才的心，句句充满着温暖和鼓励。于是从此我得到了信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绘画和诗的练习和习作，专心一致地写小说去了。当然每写好小说就寄给她，就这样我写小说的习惯和兴趣被培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她引导我去观察四周现实的环境和关心在这样环境中活生生的生活着的人们。所以我看到一个疯子，就写了《北门街》；看到一个为孩子焦虑的父亲，就写了《借个火》；看到年轻朋友的空虚，就写了《把瓶子升上去》、《两万年的历史》等等。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东西，着实是粗糙和肤浅。那为什么那时会被林海音女士录用了呢？难道她不识小说的好坏不成？不，绝对不是。写小说是她的专长，也因为这样她才录用了我的习作。因为擅长写小说的人，最能剖析人物了。原来我的草稿，和我给她的信，正好提供了我个人的资料。所以我当时个性上的破绽，一定被揣测得一清二楚。她知道像我这种自暴自弃的人，极需要鼓励，极需要建立信心，因而一直用鼓励的方法激起我写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还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那就是对年轻人有信心，而这信心就建立在耐心上。相信她当时看了我不成熟的习作之后，一定有一个长远的寄望，肯定地认为年轻人总会跨进成熟，那时候的作品也会随之成熟的。看我这么说她，说不定会被误为我的一相情愿罢。这一点我自己清楚，倘若当时的《城仔落车》被置之不理，我一定放弃写小说的。当时我确确实实是那么糟糕的人。
记得我跟林海音女士谋面的时间，是在投了《城仔落车》几年之后她已离开联副的事。她一见到我就爽朗地叫起来说：
“呀！你就是黄春明啊！”笑了笑，“你这个黄春明，我当时把你的稿子一发排，回到家都睡不着觉。……”
是的，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当时当局对文章是十分敏感的。那时我的拙作充满了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把这种情绪统统宣泄在字里行间，难怪她要这么说了。但是想了想，作为一个领固定薪水的编辑，这又何苦来哉？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证明她不只做编辑的工作，同时也在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吧。看看现在，有多少写作的前辈，是她编联副的时候培养出来的。
但是这还没完，她没干联副多年之后，当时的作者，有些人生活有了困难，以及家庭有了纠纷，她知道了都会接济人家和替人排解难题。我算是最少跟她联系的人，几年才见她一次。有一次见了她，大概知道我没有工作，她还告诉我说：
“多的我没有，要是生活有困难的话，你不要客气，一两万块钱我可以长期借给你。”
对林海音女士，我着实从心底里尊敬她，一个刊物的编者，无形中掌握了初学的人的写作生命，我就是那么幸运地碰到林海音女士，要是碰到另一个编辑，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那些写小说的时间也不知道会花在什么玩意儿上面哪！我知道我在写作上一直没什么进步，想想林海音女士的栽培，我是应该更加努力的。
从黄春明的叙述看，林海音不仅顶着压力培养扶植新作者，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而且慷慨大方，这都不是一般编辑所能做到的，她的确是当时台湾文艺界的女强人，她扶持的作者何止钟理和与黄春明，只是他俩比较有代表性。七等生也是林海音扶植的作家，他对林海音也是极敬仰与感恩的，他在《轻言》中这样说：
与其说林女士，不如说林先生，这是以她独特而豁达的胸襟而言，如果她生而为男人，将比他现在的成就为大，但因为她是个天生的女性，却能赢得普遍的敬仰和爱慕。这种感觉是我在最近一次受她的邀请体会出来的。席间有许多文艺创作界知名的人士，包括翻译台湾作家小说选的美国学者罗体模夫妇，气氛非常的融洽。谁都知道林女士是我初入文坛的恩人，那时她主编《联合报》副刊，以后她编《纯文学》，我正处在潦倒穷困之时，拿作品亲自去找她，知道我的困难后，毫不迟疑地先拨稿酬给我。我想曾受到她提携而踏入文坛的人必定不乏其人。她是一位极获人缘的编辑，因为她心性开朗爽直，但是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她会把某些较为深沉而神秘的部分弃之不顾，这点对别人来说就是缺点，但对她却是一项纯粹优良的表现。舒乙、傅光明主编：《林海音研究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1页。
郑清文也是受到林海音扶植的作家，他在《滋润多少文坛新秀种子》（收于《林海音研究论文集》）中说过：他的第一篇作品也是发表于林海音主编的“联副”上，这对他的写作生涯有莫大鼓舞。在他的印象里，林女士选稿敏速而准确。她具有优秀的编辑所应具有的锐利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一位优秀的编辑，不属于任何作家个人，是属于整个文坛的。
第七章 访问美国与两岸交流
第一节 访问美国
林海音离开“联副”后，也得到了许多机会，其中一次对她的人生经验与写作经历促进颇大的机会是，她1965年4月中旬因受到美国国务院“认识美国”计划邀请而赴美访问四个月。这是林海音第一次出国，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写下了一本《作客美国》散文集。
此次访问成行于1965年4月18日，林海音是“认识美国”计划邀请的第一位台湾女作家，而且在那个年代出国对多数人来说是件大事，所以深受家人与朋友爱戴的林海音，是被全家人与二十多个女作家送上飞机的。踏上异国的土地，林海音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因为她熟悉的陈香梅女士与她的英语老师安诺太太、安诺上校夫妇都来接机了。到华盛顿的第二天上午，何慕文先生便来接林海音到美国国务院办理报到手续，林海音与他在台湾就认识，这次他又是安排林海音访问的国务院官员，这令林海音非常的高兴。林海音提出了三个访问主题：访问在美国的中国作家，访问美国妇女与家庭以及调查美国儿童读物。美国国务院官员一一为她做了安排。访问节目安排好了，四个月的行程也就开始了。
在这四个月的访问中，林海音并没有要翻译随行，她不是学英文的出身，但她的先生何凡却是北师大英文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