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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老师，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听全都愿意陪我去，因为大成中学是头份著名的私立中学，陈老师又是那儿著名的老师，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该校读书的。于是我们一群就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大成中学。
到学校问陈老师住家何处，校方指说，就在学校对面的一排宿舍中。我们出了校门正好遇见一个小男生，便问他可知道陈老师的住家，并请他带领我们前往。这个男孩点点头，一路神秘不语地微笑着带我们前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这座日式房子，见到沉樱，她惊讶而高兴地迎进我们这群不速客，原来带我们来的正是她的儿子梁思明。
1956年开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交往密切，虽然叫她一声“陈先生”，却是谈得来的文友。她和另外几位“写陈樱”（即陈金英。著者注）的文友也一样：比如她和刘枋是山东老乡，谈乡情、吃馒头，她和张秀亚谈西洋文学，和琦君谈中国文学，和罗兰谈人生，和司马秀媛赏花、做手工、谈日本文学。和我的关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认为的第二故乡头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儿盖了三间小屋，地主张汉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时代在头份公学校教的启蒙学生。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甚多，谈写作、谈翻译、谈文坛、谈嗜好、谈趣事，彼此交换报告欣赏到的好文章，快乐无比！到了吃饭的时候，谁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谁家，就大家胡乱弄些吃的——常常是刘枋跑出去到附近买馒头卤菜什么的。
这样的快乐，正如沉樱的名言——她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
这样小快乐的欢聚的日子也不少，是当她在1957年应聘到台北一女中教书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后，写译丰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时日里。
晚年的沉樱定居美国，林海音与她经常有书信往来，林海音赴美看子女时也去看望过沉樱，沉樱返台，也会与林海音欢聚。她们之间的友谊虽有辈分之别，却更像是同龄的朋友在交往。
第六章 林海音的文学交往
第二节 林海音与同辈作家
林海音与同辈作家的联系极其广泛，与当时台湾的许多作家都有交往。这里只介绍大家较为熟悉的一些作家与林海音的关系，仅及她交往范围的一二。
同辈作家中，钟肇政与林海音是很熟悉的。他们的认识是由林海音主持“联副”期间，钟肇政向“联副”投稿而起。认识后，他们谈起来竟发现彼此的父亲是日据时代国语学校师范部的同学，还睡上下铺。钟肇政的父亲钟会可先生还很高兴地到台北林家谈林海音的父亲。钟肇政经过日据时代，最早学的是日文，但他的投稿在林海音看来，并没有什么文字的障碍，是狠狠地下了一番工夫的。与他同样情形的还有施翠峰、廖清秀、文心、陈火泉、钟理和，他们当时分住在台湾南北各地，有一个非组织的写作通讯，由钟肇政联络组织，他们很积极地向林海音主持的“联副”投稿。钟肇政后来在《令人怀念的岁月》中这样说当时的情形：“对还在为文字障碍而苦苦格斗，弄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受日文教育长大的一小撮写作者而言，大约二十年前（指民国四十四年左右）的‘联副’，可以说是一块珍贵而亲切的发表园地。篇幅是那么小，除了一个方块与一写一译的连载外，一篇小说只能有三千来字长，这倒好，因为所用的文字必须做到最节省的地步。我们相约拼命地向她投稿，收获还算很丰硕……”可以说林海音对钟肇政早期的写作是有一定影响的。林海音与钟理和的交往也是由钟肇政的介绍。钟肇政与林海音的交往持续了很久，林海音在文章中也多次谈及钟肇政，林海音在写《剪影话文坛》时，《说不尽》中就写有他的一段，并配有照片。
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是著名的文论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甚大。林海音与他们兄弟二人都有交往。哥哥夏济安在台湾时曾与吴鲁芹、刘守宜创办《文学杂志》，林海音与他的交往就起自那时。据林海音在《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一文中说：“我个人和文学杂志，也算有一份交情，因为一创刊就被邀写稿，认识夏济安也在那时候。记得在第四期我写了一篇题名《要喝冰水吗？》的短篇小说，夏济安收到稿子后，曾来信鼓励我说：‘……这篇小说写本省人的生活，很是生动。窃以为这条路大可走得。我们外省人虽然怀念故乡，本省人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写。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一点海音女士当之无愧了。……’其实我是真惭愧，因为自幼在北平成长，生活习惯早已‘京化’了，让我写台湾，远不如写北平更熟练，但他所提的‘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句话，该是值得铭记于心的。”可以说，夏济安于林海音的写作是有鼓励之功的。可惜夏济安早逝，更多的交往是在林海音与夏志清之间。夏志清居美国，他回台湾，总是要到林海音家去神聊，而林海音去美国也要与他见面。林海音还在纯文学出版社为夏志清出版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等专著。林海音在《亲情？友情？爱情》一文中还记述了她和夏志清之间关于《夏济安日记》的一段文坛佳话：
《人间》开始连载的《夏济安日记》，我有幸先睹为快。前一阵子为了出版《文学的前途》，和作者夏志清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他曾有一封信提到说：“……你好意要把我们兄弟的书信早早整理出版，一时实在没有空。上星期打开济安旧物，决定把他的1946年日记发表，写信给高信疆，他十分兴奋，看样子非发表不可，我又得写篇介绍性的文章……”
所谓“兄弟的书信”，是指济安先生生前和弟弟的通信，信中有许多文学上的讨论。志清曾把其中讨论有关俗文学的部分摘辑发表，题名《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我很喜欢，多次阅读，曾屡次提醒志清，希望他们夫妇积极地整理出他哥哥的信件，结集出版，是对读者有益的一本书。没想到他们一时整理不出来，却先“推出”了这本九个月日记。我想这本日记得以提前发表，和我多次催求整理书信，不无关连吧。
林海音与余光中的交往可以说很密切，他们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常常是大人神聊、孩子在一起玩捞鱼，一个夏夜就过去了。林海音曾有一篇《捞鱼的日子》叙述这段神仙日子：
捞鱼的日子是夏天，晚饭后，在张秘书长墙外的街灯下有一个大木水槽，围蹲着七个小女孩；余家来了四个，夏家有三个，每人右手拿个纸网子，左手捏着小额钱币。把纸网子捞破了，小额钱币花光了，再回家来要。家里的两对爸妈正聊得高兴哪，不希望小孩子打扰，让夏家的大姐姐发发好心，带领着小妹妹们，再拿一沓小额钱币，去玩捞鱼吧！有时候街灯坏了，没有亮，怎么捞鱼？夏妈妈就拨一个电话给市政府的路灯科，说：“喂，我这里是张秘书长公馆，后墙外的路灯坏了。”这样说了，就会立刻来修，快得很哪！大家都笑起来，夏妈妈说：“我并没有说错呀！本来就是张秘书长墙外的路灯嘛！”
捞鱼的日子，说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光中家住厦门街，离我们的重庆南路三段很近，晚饭后散散步就到了。天南地北地聊一个晚上，喝喝茶，吃点儿零食，非常的轻松。我现在简直想不出，为什么那时候会过得比现在轻松，现在上哪儿找这种“潇洒”的日子！
光中是诗人，我一向敬佩诗人的文笔，他们写其他文章，用字也一样简练。尤其光中，你想在他的文章里挑一个不妥当的字眼儿、句子，是不容易的。几乎有三十年了，我和光中虽是文友，但我们相处的位置，常常他是作者，我是编辑，他的许多诗稿、文稿、翻译稿，都是经过我的编辑台的；接到他的作品，总是先欣赏一阵他的书法，再看内容。近年来我看许多编辑先生索性直接把他的原稿制版印在副刊上，这样会给那天的版面更美化。
光中因为文字运用得讲究，所以他对于现在许多白话文章的“不讲究”，颇不以为然，例如过分的欧化句子，或者过多使用“的”字什么的。他最近曾专为此写一文，我读了后对他说：“我发现我的大白话就犯了你说的毛病，呢呀吧啦的，我用得太多了。”是真的。
记得有一个捞鱼的日子，光中一进门坐下来就说：“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然后他说他曾经在文章中把自己说的话，故意加上帽子说“古哲学家说”如何如何，后来居然有人在文章中也说“古哲学家说”如何如何，把他说的话照抄上。他说完我们都笑了，我说你太淘气了，这件事光中也许自己都不记得了。
光中对于住了三十多年的厦门街长巷，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其实当厦门街附近的许多街道如汀州街、同安街、和平西路等都扩展成为大马路时，厦门街，尤其是他所住的这条长巷，就显得更狭窄。每次乘车到他家，稍一疏忽，就会走过头，而且车进窄巷也怕对面来车，可是他毕竟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所以他为文或诗著，屡次以“厦门街”为题，对这日渐落在人后的长巷，寄以深厚的感情。而我写这篇小文，则是看七个捞鱼的女孩，如今有的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在高兴她们的成长中，不免也有些“年华老去”的伤感。
林海音与同辈女作家的友谊也很深厚。孟瑶是台湾女作家，50年代因一部《心园》而奠定了在台湾文坛的根基。她与林海音是在50年代同给《中央日报》的“妇家版”写稿而结识的，林海音主持“联副”时，她也曾为林海音写过稿。孟瑶多才多艺，善唱评剧老生，以扮杨四郎出名，生活中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林海音很欣赏她的名士风度，交往很密切。林海音在《婆娑一妪扮四郎》中举了两件事写她们交往的随意程度：“有一年她忽然问我：‘认识师大的杨希贤教授吗？’我说：‘听说过，不认识，干吗？’原来她要为大儿子向杨希贤的女儿求婚，她们的儿女都在美国。她拉了我同去，后来则由我权充大媒，送了订婚礼去。”“在台北，她到我家最舒服，进门扔下皮包，连老姐夫何凡进来都懒得起身，只‘嗨’一声。”她们的友谊是一种女性间可以互相进入日常生活的友谊，很亲密。这样的友谊，林海音还有很多。
琦君也是台湾女作家，她以散文闻名，也写过《一身飘零》等小说，与林海音也是因为为《中央日报》的“妇家版”写稿而结识，她们的友谊也是那种女性间可以相互进入日常生活的友谊。林海音在《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中这样介绍她们的交往：
琦君离开水晶宫搬了多次家，我则钉在重庆南路三段没挪窝，好在她迁移的新址总离我家不远，我们因为谈得来就时相往来。她有了孩子以后，到周末常带孩子到动物园去玩，然后再来我家。她对孩子说：“我们到动物园去看猴猴。”孩子总会跟一句：“看林阿姨和猴猴。”
她来了，我家女儿就会端茶拿瓜子，然后搬个竹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