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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集团军总部法币5万元，奖赏对新四军作战的主力部队25军法币5万元。同时，蒋介石
又密授机宜：对被俘新四军人员要加强政治攻势，对“执迷不悟”者要严加罚处。
早在1月11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
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
下，皖南地区成立了3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
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
较，决定派陈淡如等3人任3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67师少将副师
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
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
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
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叶挺走进客厅，环顾四周，不久前来谈判的情形历历在目，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顾祝同的
诺言：用政治人格担保。就是在这政治人格的担保下，新四军9000将士被炮火打得七零八
落。叶挺的眼里充溢着悲愤的泪水。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
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
刻委任你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
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
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以同室操戈不（1）无条
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
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
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像
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
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
能有任何进
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
事。”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
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
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
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
介石要驱逐华
中共产军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
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
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
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
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
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
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
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
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
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
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
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
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
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
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
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
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
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然而，历史并没有袒护伟人，而是以其公正的面目同伟人开着玩笑：在国民党军队大举
围攻下，皖南新四军9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历史有时会以细雨清风滋润和轻拂伟人浪漫的心胸，有时又会狂飚骤起，在伟人的胸海
里掀起波涛千重。
此刻，无情的历史事实毫不犹豫地塑造了一个愤怒的毛泽东。他面对蒋介石旨在解散新
四军的“1．17”命令，决心回敬以颜色。
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的电文：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
（一）叶项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以南之茂林一带，自
鱼至元已血
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一部突出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
军覆没危险。
（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全面大反攻，援救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
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
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他致电彭德怀：
蒋介石这样干，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一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
德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蒋介石的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
军……，因此，现在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
没有了……
他致电周恩来：
……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
犯严重错误。应告诉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
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
的……
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并未准备全面破裂，
我们便是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
日前让步阶段已经结束，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需表示不怕破裂。
他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说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同国
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过程；说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使新四军上圈套的过程；说明皖
南事变对共产党，对抗战和对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指出挽救危局的方针。
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中共，特别是援助中
共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如果没有飞
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陕三州是不可能的。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是密切关注的。
他们在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和委婉警告的同时，对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表现出十分审慎的态
度。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
要严格注意把握政策。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应将矛头指向
亲日派……
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周恩来表示：
日本不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
态度……
毛泽东十分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很不放心，他们生怕破坏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十分有必要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于是，他要周恩来向崔
可夫解释：
在目前情况下，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内须以斗争求团结，一味消极退
让是不能保
持统一战线的。目前是逼蒋向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蒋先
发动的。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紧急会议。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
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是，对在军事上是否进行全面反攻则表示异议。
中共中央认为：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两面夹击下，陕甘宁边区也必
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更有利的时机。更主要的是，如
果立即采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
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倒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
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
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十分明确：要利用日蒋矛盾，对蒋要让步，要缓和。
不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
时对中共的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