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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样？早呢！”
“我们等，等……”
周恩来的题词已经写好了。副官特地从红岩村把题词送来，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周
恩来要求报社加快编排，组织好制版和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前将报纸送到
广大读者手中。如果新闻检查官看到周恩来的题词，一定会扣下。
斗争越是尖锐，越是需要智慧，需要勇气。看见坐在那里等候看大样的检查官，报社的
同志们胸有成竹。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
一种版面上刊登了周恩来题词的手迹。
另一种版面上没有周恩来的题词，那是专门给新闻检查官看的。
夜越来越深了。夜空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夜空压得很低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似
的。寒风吹得楼外的树沙沙地响，让人觉得格外寒冷。新闻检查官再三催促，终于看到了那
个没有刊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版面。他们看了又看，互相交换眼色，终于离开了
《新华日报》社。
他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以为可以满意地向上司交差了。
他们回到住处，倒头就想睡。谁知被子没有铺开，就听到一阵严厉的斥责：“混蛋！”
他们本想声辩，但当他们看到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时，惊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大批大批的《新华日报》已经冲破山城的重重浓雾，传遍了重庆，轰动了重庆。
第二版上，周恩来的题词占六栏地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第三版上，用五栏地位登出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个版面，满含悲愤的25个字，一下子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的实质，
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抗议力量。报社的工作人员把报纸印好以后，把它包在铺盖卷
里，装在箩筐里，巧妙地从红岩村运到重庆城里，送到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人们争着购买报纸。不到一上午，当天的《新
华日报》都销完了。
毛泽东看到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后，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
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国难，又是一次国难。中国的灾难太多了。
中国人民怎么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夜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
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再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
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
东北有一支东北军，有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谁知，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官员
四散逃避。19日，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沈阳。不仅仅是沈阳，长春、营口、辽阳、鞍山等
20座城市都被关东军侵占。再过4个月又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00多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和3000万同胞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想打日本鬼子，却被蒋介石束缚住了手脚。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
石却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那时候，蒋介石想的是集中力量在江西“围剿”工农红军。
历史在9月18日这一天划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
“九·一八”，作为一个特定事变，震惊中外。
6年以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发生了，那是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
也是一个天高月黑的夜晚，驻丰台的日本驻屯军一部分部队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境内的卢
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种侵略行径当
然会遭到中国驻军的严正拒绝。双方的交涉只是一种形式，无论怎么谈，日本军队都要向卢
沟桥、向宛平、向附近地区发起进攻。
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又多了一道伤痕。
事变往往同灾难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卢沟桥事变”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在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的重要时期，历史又写上了“皖南事变”。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要
围歼坚决抗日的新四军。
这正是“千古奇冤”。
在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的第10天，蒋介石一度作出历史性的抉择。蒋介石在江西庐
山上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
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
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
成沈阳第二！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
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
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是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个正确
的宣言，因而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投降活动，更没有放弃反对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人民军队。
投降和反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两大污点。
早在新四军组建时，蒋介石一伙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历史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将士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历史也在诉说国民党反动
派在皖南事变中的暴行。
让我们掀开历史中的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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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这座有六朝古墓、石头城遗址、栖霞山石刻、明孝陵、太平天国天王府等著名古
迹的历史名城，国民党政府的首脑机构、蒋介石的总统府曾一度设在此。
1937年 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受国民党人的邀请，受中央委派赴南京参加国民
党的国防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这两个整整打了10年仗的冤家
对头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商谈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问题。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
释放前，承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容纳抗日”等诺言。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马上扣押张学良，但对联合抗日等条件未敢推翻。
当时，要改编的不仅有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还有湘、赣、
粤、浙、闽、鄂、豫、皖八省的游击队，后者即为新四军前身。
蒋介石哪里想得到，他悬赏捉拿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会同他坐在一个会议室里。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押时，曾经亲口向周恩来表示：我回南京以后，
你可以直接去谈判。但蒋介石回南京后立即扣押张学良的举动，则使人感到他言而无信。
周恩来到南京谈判是否会出现“张学良第二”？红军战士不放心，毛泽东也不放心。
1937年1月上旬，毛泽东接连发电报给周恩来，明确指出：
“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
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2月8日，蒋介石的心腹顾祝同到达西安。顾祝同当时担任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
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委派顾祝同和张冲、贺衷寒为国民党方面在两党谈判中
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在西安同顾祝同等人进行谈判。
周恩来对红军改编问题有个基本考虑，他觉得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
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周恩来还把自
己的想法向毛泽东、洛甫报告。
在谈判中，顾祝同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2 月26日，蒋介石对张冲说：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红
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可再加。
蒋介石的调子一变，顾祝同和张冲等人很快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变动。他们提出：
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一万人，共3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
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
这实际上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方面当然是不能
同意的。
这以后，周恩来又在杭州、庐山等地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谈判，蒋介石总想在
红军改编的问题上耍阴谋。
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天，中国
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民党对红军改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7 月12日，叶
剑英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时，侯成如用试探性的口气说：据南
京方面的绝密消息，南京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方面，与傅作义共同作战，
但不知红军能否听从调动？显然，侯成如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
叶剑英略加思索，郑重申明：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国人皆知。华北事件发生，共产党和
红军即通电表示救国。事关重大，会谈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党中央报告。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看了叶剑英的电报，明确表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红军主
力准备随时服从调动，同意参加平绥线作战，并决定以一部深入敌后。
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一字未提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红军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在耍手腕，他想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消灭红军。
8月初，张冲给周恩来打电话，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张冲
还多次给西安的叶剑英打电话，询问朱德等人的行止。
叶剑英想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遭遇。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叶剑英向党中央建议，
关于南京国防会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
8月10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国防会议。
共产党在国民党首府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频繁地同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国民党地方
实力派将领会晤，利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