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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奥主义者的确没有提到有组织劳工的作用，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具有反劳工的倾向，那是不公正的。当他们号召应用人际关系技能时，他们关怀的中心正是劳动、工人。
①见前引诺尔斯一书，第52页。
②吉尔森：《管理当局和工人的评论》，见《美国社会学杂志》，1940年7月，第101页。并见H·L·谢泼德：《“管理社会学”中对工会主义的处理》，见《美国社会学评论》，1949年4月，第310…313页。
批评——最后的说明对于梅奥主义者—人际关系理论中枢的许多批评被概括为对他们的前提、他们的方法论以及他们有关社会人的性质和教育的结论的攻击。兰兹伯格在捍卫人际关系运动时指出，梅奥主义者并不象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武断，他们认识到任何结论“都带有人们缺陷的标记”。①兰兹伯格认为，批评家的攻击应该指向那些人和团体，他们抓住了早期的人际关系理论而企图制造出管理当局处理人们的“烹调术”。如果这种辩护听起来耳熟，那也是有道理的。霍克西报告曾指出，实践中的管理人员抓住了科学管理的技术，而未掌握其哲学。同样的，把人际关系作为避免即将来临的社会、政治和工业的毁灭就导致有关“同人们好好相处”
的福音式、传教式的告诫。其结果通常是用“快乐的孩子们”这样一些不诚恳的、常常是畸形而嘲讽的词语来称呼人际关系者。
①见前引兰兹伯格一书，第49页。
为了回答有关亲管理当局—反劳工倾向的攻击，兰兹伯格指出，访谈计划的进行（1927—1932）与著作的发表（1939）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距，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没有提到工会。《管理当局和工人》及梅奥的著作没有提到工会，但兰兹伯格认为，不能由此就说他们亲管理当局而反工会。关于没有提到金钱刺激，兰兹伯格正如谢泼德那样为研究者辩护，指出他们并没有忽视金钱刺激，而是把工资当作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必须把它看作是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简言之，兰兹伯格得出结论说，霍桑研究者虽然有他们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批评者的绝大部分责难却是“无罪的”。在兰兹伯格的辩护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更严重的责难，特别是凯里的分析，而这些对霍桑的回顾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过去。①①有一个更近的回顾来庆祝霍桑研究的五十周年。见E·L·卡斯和F·C·齐默编的《社会中的人和工作》，纽约，范·诺斯特朗·莱因霍尔德公司，1975年。
小结批评家对人际关系—社会人的理论和实践的许多方面提出了疑问。这些批评在有关其前提、方法论和对工业人的结论的攻击中予以探讨。梅奥及其同事的前提主要是其时代的产物，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其方法论只是在最近才受到责难，而且从我们当代所坚持的更严密的研究方法的观点来看，肯定有某些疑问。但是，在原来的试验进行时，统计知识的状况至多只能说是初步的。我们在对它大事责难以前，必须认识到统计技术上的这种状况。霍桑试验虽然有许多局限性和目光短浅之处，但它标志着管理思想上的一个新方向。这些试验激起了对管理前提的研究、讨论和重新考察。人际关系运动在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当的应用和错误的解释，正如任何新思想常常发生的那样。现在，这个运动的最高点已经过去，它所激起的研究正在启发人们进一步洞察人们的行为。
第十八章 对社会人的回顾
同其时代联系起来的个人的概念成为历来讨论中的一个有趣的题目。作为以效率为准则的科学管理，从其文化联系来讲。其依据在于大规模公司组织的经济上的必需、社会公认的个人成就和讲求效率的高尚道德，以及对国家生产率和资源保存的政治关怀。那么，从霍桑试验开始到五十年代初期这一时代又是怎样一个时代呢？有人说，当从变动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文化环境中来看时，管理思想成为一幅更清晰的画图。管理既是环境中的一个过程，又是其产物。社会人时代是一个个人希望向经济灾难、社会冲突和歪风、“礁石”冲击的时代，也是一个预示着传统关系改变的政治变化的时代。文化的这些方面在以下将分别予以论述，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人的文化环境。
经济环境：从不景气到繁荣造成1929年“大崩溃”的根源在于以前的时期。二十年代是繁荣的，其特点是物价稳定、工业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个人的实际收入提高了55％。①工业效率和大规模生产工艺使成本降低并提高了美元的购买力。在人力方面，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沙文主义导致移民入境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有组织的劳工的敦促。对各种国籍的人制定了入境限额，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开始消失了。作为正在出现的政治退隐和孤立主义的必然结果，美国从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开始转向保护关税。从短期来看，这项保护措施使得美国的工农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喘息的时机。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其消费能力，而国外市场又是相对关闭的，于是出现了公司合并和过分投机的压力。分期付款购买和放宽信贷本来是想用其来刺激消费，以便克服生产萧条，但却反而使个人负债达到了一个危险的高度。
①D·N·阿洛威：《美国经济史》，纽约，莫那契出版社，1966年，第29页。
二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个企业联合的浪潮。反托拉斯立法和主张总统采取有力行动的人曾使成立托拉斯、联营企业和控股公司①的行动放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合并却以三倍的速度在进行。到1925年，电力工业中的16家主要持股公司握有全国电力生产能力的53％。象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这样的人高踞于一个又一个的公司的金字塔之上，多次重复地借款以便利用杠杆作用②。资产价值在8000万美元以上的一些公司控制了经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中交易的公司股票资产的80％。1927年，200 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控制了全部非金融公司资产的45％以上。③按照伯恩斯（Burns ）的材料，巨型企业的增长导致卖主数量的减少，经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竞争则受到削弱。这种为了获得大规模经济的利益而追求规模的扩大导致更多的联合，大企业成了巨型企业。④大家需要一种能动的增长，很低的利息，证券交易所要求的保证金很少，这种条件造成了投机的狂欢并导致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五。
在那一天，证券市场跌了40点，300亿美元膨胀的股票价值被一扫而光。
①有关控股公司的利用及其盛衰的一份有趣报道可见于福莱斯特·麦克唐纳的《英萨尔》一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
②杠杆作用指利用借入资金，使所得盈利大于付给借款的利息。―译者注③G·C·米恩斯：《美国经济生活中大公司和对重要性的增长》，见《美国经济评论》第21卷（1931年），第10…42页。
④A·R·伯恩斯：《竞争的削弱》，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36年。
这次大崩溃接着就是大萧条，它使今后十几年的全部美国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9年，就业人数有4800 万人，失业率只有3。2％。而到1933年，全国工人中有30％没有工作。①营业率下降、失业盛行、收入低落、家庭失散、储蓄用光，最严重的是全国人民的情绪降至最低点。繁荣和指望的乐观主义消失了：“穷光蛋变成富翁”已成为画饼充机，旧的路标显然失效了。在我们先人身上留下持久印记的也许并不是经济萧条而是心理消沉。②从经济泥潭中的恢复是令人痛苦地缓慢，而从社会和心理的观点来看，则更为缓慢。人们感到无力应付经济上的困境，就转向政府要求救济。
①L·G·雷诺兹：《劳工经挤和劳工关系》第4版，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1964年，第339页。
②见C·伯德：《看不见的伤疤》，纽约，大卫·麦凯公司，1966年。
经济恢复的尝试佛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治体制答应给美国人民以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使美国免于遭受其他各种恐惧的自由。
胡佛（Hoover）总统在1932年把重建金融公司法作为一种试图把政府资金注入私营工商企业中去的计划。罗斯福（Roosevelt ）总统在推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lln Maynard Keynes）的“新经济学”方面走得更远得多。凯恩斯经济学是对新教徒的节约伦理教义的一种挑战。凯恩斯认为，使消费抑制的节约能导致经济资源的安排不当和利用不够。所以，联邦政府应该干预并“开动水泵”以刺激消费，促使经济恢复。这种新资本主义还计划着要破坏华尔街的金融统治，把政府资助同工业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按照进步主义者的传统帮助农业和小企业。
并增加工人的福利，而工人正是选民的主要部分。
当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通过政府花费的经济刺激有助于经济恢复时，弗里德曼主义者却认为联邦储备局的恰当的货币措施能够防止货币供应的收缩并减轻大萧条的程度。①罗伯特·海尔布伦（Robert Heilbroner ）得出结论说，把美国从经济消沉中解脱出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政府“开动水泵”。②经济学家可能对恰当的补救措施争论不休，但事实上“可能会怎么样”是其他历史学家的一个问题。对于管理当局来说，事实是政府愈来愈介入经济生活之中；虽然资本主义保留下来了，所有权和管理仍在私人手中，控制和政策路线却愈来愈转到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手中。公司的新概念一方面号召企业领导者要有“经济上的政治家风度”，另一方面号召要对公司的集中权力进行公共控制，从而把公司同公众利益前所未有地结合了起来。
①M·弗里德曼和A·J·施瓦茨：《大收缩：1929…1933》，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
②R·海尔布伦：《经济社会的形成》，恩格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062年，第167页。
基层群众和自下而上的运动从经济上说，那是“小人物”、农民、工人、小企业主、失业者、饥饿的人以及所有经济不幸的弃儿的时代。无论如何，经济弊病的主要祸首总被认为是华尔街和大企业。经济政策要“自下而上”地帮助小人物抵消大企业的权力集中。
人们认为存在着一仲经济贵族，寻求使工业民主化，减少权力分化，并恢复那些在金字塔底层的人的影响。伯利和米恩斯注意到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并指出，控制权已从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了挑选出的一个公司高层管理集团的手中，他们的决定影响到整个经济。③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醒人们注意由于权力等级制度中的工业贵族和平等的民主理想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道德上的进退两难的情况。①詹姆斯·伯纳姆（JamesB盯nllam ）预言，在一个“经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