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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出处同上书，第29页。
第二，职能工长的概念在实践中找不到几个信奉者。一些公司作了尝试，但是很快就又重新回到军事型的、直线型的组织方式上去了。霍克西发现，在实践中，泰罗的以服从知识和事实来代替服从个人权威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旧时的领班仍继续保持和行使独断独行的权力，而使泰罗所设想的公平对待工人的主张难以实现。在调查的第三个方面，霍克西发现，在科学地选择工人方面极少或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劳工主管人”―早期对雇佣经理或人事经理的称呼―没有受过多少训练，而且“经验和能力也成问题”。①由于直线和参谋机构之间的冲突到处都存在，劳工主管人的工作就更为复杂了。直线机构上的工长和监工们顽固地抱住他们的传统特权不放，并公开或隐敝地竭力使人事经理的劝告和协助归于无效。霍克西怀着对科学管理应有的尊重指出，这些问题在其他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而不限于进行研究的那些企业。人员的选择，或者其实是整个人事职能，在所有的车间里都还相当于萌芽状态，这不仅仅在试行科学管理制的那些车间里是如此。
虽然在实行科学管理的车间里初始的选择工作并不更好些，但是通过某种规定得并不明确的淘汰过程，工人的总的等级确实显得有了提高。霍克西没有考察其原因，但是人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实行科学管理的车间里，鼓励计划、工作标准或某种形式的头等工人的概念在逐步向前发展。
①罗伯特·F·霍克西著《科学管理与劳工》，纽约，阿普尔顿…森特里…克罗夫茨公司出版，1915年，第32页。
培养和训练工人，是实践远远达不到理论上要求的又一个方面。很少有人尝试实行泰罗提出的这一方案：“让每一个人担负他的体力和智力所能胜任的最大任务”。学习技能是通过不断摸索试探的方法进行的，特别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传授者十分缺乏，传授技能的工作往往把重点放在学会掌握工作上，而不是放在达到标准上。尽管存在这些缺点，霍克西仍然得出结论说，在实行科学管理的车间里，培训工作一般比工业中其他单位的情况还要好些。
第五个方面，也是人们批评得更多的一个方面，是对时间研究的运用和确定任务的方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霍克西发现其在实践中的花样最繁多，偏离科学探究的程度也最大。标准和奖金率往往只经过草率的调查就确定了，从而导致许多不精确和不公正的情况。在理论上，时间研究应当是通过得出完成一件工作所需的标准时间，从而获得衡量工作表现的数量上尺度的。而在实践中，由时间研究工程师的判断和经验引起的一些质量上因素，常常使其结果越来越不科学。
除了从观察中记录下的基本时间外，还必须加上一些折扣，以弥补由于疲劳、不必要的耽搁、“人生必需事项”（个人时间）以及观察者工作中的可能的错误所延误的时间。霍克西发现，进行研究的人员“在规定任务时”不是以象泰罗主张的那样以“确切的知识”来代替“带偏见的看法”，因而可能受他们的判断和主观性影响的可变因素约有十七种。总的说来，时间研究人员没有受过多少训练，缺乏经验，而且往往按照管理的愿望而不是根据真正科学的调查和观察来确定工作速率。
这些批评不是针对时间研究和泰罗学说本身，而是针对由未经训练、没有经验的观察员使用秒表而作出的。霍克西发现，典型的时间研究工程师是些对疲劳问题不甚了了的技术员，他们对工人的心理和脾性没有表现出多少理解，他们“大都属于心胸狭窄的很机械的人物，工资低微，在管理机械中居于最低层”。
①一些雇主认识到时间研究的局限性，并试图予以改进；而对另一些雇主来说，时间研究则成了“宗教”，从而致使工人紧张过度、精疲力竭和得酬不足。对于时间研究中的这个问题，霍克西态度是最悲观的。他认为时间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即便在最开明的管理下也是如此。②①罗伯特·F·霍克西著《科学管理与劳工》，纽约，阿普尔顿…森特里…克罗夫茨公司出版，1915年，第5…6页。
②霍克西教授对时间研究的怀疑得到现代亲劳工的作家们的支持。见威廉·冈伯格所著：《一个工会对时闻研究的分析》，纽约，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48年。冈伯格先生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管理工程部主任。他的立场是：生理的、机械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可变因素使得时间研究“不科学”，因此时间研究的结果只应当被用来作进一步的讨价还价的依据，而不应作为标准。
鼓励计划也受到缜密考查。霍克西发现，没有任何一家工厂真正做到了完整地采纳泰罗的方案、甘特的方案或者埃默森的方案。采用泰罗差别计件工资方案的情况是很少遇到的，大多数方案都是甘特和埃默森方案的变形。泰罗曾坚持主张，工资率一旦确定后，“如果支配工作的方向和做这项工作所需时间没有绝对的变化”，工资率就决不能削减。可是在实践中，雇主们常常任意解释“绝对的变化”这一措辞，为了证明重新研究工作和削减工资额是正当的，他们常对工具、钻模或材料作些微小的改变。霍克西没有提出事实证明这种作法很普遍，但是他指出，某些经理寡廉鲜耻，一心想欺骗工人。②但是，必须再补上一句，这种情况在任何制度下都可能发生，并不是科学管理的过错。泰罗坚持说，科学管理会保护工人，使他们不致超速工作而弄得精疲力竭，但是霍克西在实践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实际情况是这样。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泰罗定下的会保护工人的各种办法，即工具、方法和条件的标准化，以知识代替推测，仔细研究疲劳，适当的技艺传授，劝告不要削减工资率、休息期等等，在实践中统统被免除掉了。没有这些保障，科学管理的精神便只能听任寡廉鲜耻者任意摆布了。
②见前引霍克西一书，第86页。
冲突的哲理霍克西在比较广泛的范畴里设法调和工会和泰罗对工业民主的对立观点。泰罗坚持认为，工业民主的实质就是科学管理。泰罗的论点是以管理和工人间的和谐一致和有着共同利益为立足点的。给个人的奖励和报酬是以其努力程度为依据的，纪律遵从的是科学地制定出来的法律，而不是专制的、驱策工人的管理当局，而对抗议的处理要依靠科学调查和当事的双方共同解决。而另一方面，有组织的劳工则宣称，科学管理迫使被雇者遵从雇主的公平观念，并限制工人的民主保障权，因而基本上是专制的。按照工会的看法，科学管理在规定工作标准、决定各级工资数额和雇佣条件方面不给工人发言权，从而使管理者垄断了知识和权力。
科学管理强调的是单个的工人，从而在工人中造成一种“互相猜疑的风气”并毁掉了“集体的团结和合作精神”。它摧毁工会，摧毁工会给予工人的保护，从而必然也就由此排除了集体交涉的过程。
霍克西认为，其结果是有组织的劳工和科学管理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的冲突。霍克西认为，泰罗的哲学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管理者较多地了解工人的心理，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使就业稳定和规则化，并愿意承认有必要建立“集体团结”（即通过有组织的劳工）之前，这种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开放陈述工人苦衷的渠道―大概是通过工会来代表，管理者必须同意工人（还有工会）参加决策。用霍克西的话来说，“因而，科学管理下的民主，撇开工会制度和集体交涉就不能存在，也不存在，罕有例外。”①罕有的几个例外是“极少数”在精神和实践上都真正民主的经理；但是霍克西说，绝大多数经理是行施舍的暴君或十足的专制主义者。霍克西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管理并没有促进工业民主。他说：“因此，必须宣布，在实践中，科学管理是专制的；在倾向上，是回到工业专制主义上去的。这种专制主义迫使工人依照雇主的公平观生活，并限制工人的民主保障权利。”②①见前引霍克西一书，第109页。
②同上书，第112页。
在公平对待泰罗的情况下，霍克西试图确切地指出科学管理在实践中发生缺点的原因。引起这些缺点的部分原因是科学管理运动尚处于摇篮期，尚不成熟，因为一切新的社会主张和工业主张在其幼年时期都是达不到理想境地的。在这一点上，霍克西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许多缺点到一定时候便会消失。更具体地说，霍克西责怪管理者企图寻找捷径提高效率，他指责泰罗企图把他的机械车间的经验普遍地推广到一切规模和类型的工业部门，并指出效率专家们在把专利万灵药兜售给处于严重财务困境而渴求改善生产局面的雇主方面是负有罪责的。他说：“因此，全国各地到处都挂起了‘科学管理’的招牌，江湖骗子进到了车间中，打着‘科学管理’的名义捞取暂时的好处，而损害雇主和工人……的利益。”①①见前引霍克西一书，第117页。
对霍克西报告的批评批评别人的人自身也是有可批评的地方的。对霍克西调查班子的研究方法能说些什么呢？霍克西教授及其伙伴曾多次指出，实践距离理论相差很远，借以公正对待泰罗。然而，霍克西、弗雷和瓦伦丁对劳工的偏爱，在研究工作中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偏见。同时还有证据证明，这个研究组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一丝不苟的。克利夫兰市克洛思克拉夫特公司―他们进行研究的工厂之一―的雇佣经理玛丽·巴尼特·吉尔森写道：霍克西是“有才华的”，但是“失之于偏”。②霍克西和弗雷在访问克洛思克拉夫特公司时，同总经理理查德·费斯，以及同他手下的一些经理进行了短时间的谈话，作了一些笔记，但是从来没有访问工厂区本身。他们答应以后再来看看劳动条件，但是根本没有来过。吉尔森还写道，因为克洛思克拉夫特工厂没有工会，弗雷在谈话过程中态度特别敌对。如果在克洛思克拉夫特厂的这种短时间见面就是这几位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列述的另外34个车间的所作所为的典型的话，那么就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霍克西调查组的工作是不太彻底的。这次调查只有四个月时间（1915年1月至4月），只可能肤浅地进行。
有着最好的机会对早期的科学管理进行一次彻底的实际调查的人，抱着定见、步履匆匆地对待这次机会，这是不幸的。
②玛丽·B·吉尔森．《过去的事仅是序幕》，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40年，第93页。
霍克西认为，只有通过集体交涉的过程才可能实现工业民主。他认为，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出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管理者的可能性，而且看来他固执这样的主张：工人和管理者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