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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无人区。其过程是，首先破坏原有自然村屯，然后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结果使原住地变成无人区。按时期划分，自1933年提出建立“集团部落”方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5年，为初期建立阶段。第二阶段，1936～1941年，为建立“集团部落”高峰阶段。第三阶段，1941～1945年，为次高峰阶段。无人区形成的基本特征是：“集团部落”的实施、转移，以及时间高峰的出现，与军事围剿紧密联系。即随着“治标”工作的实行，“治本”工作亦随之展开。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以后，中国人民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日本侵略者便动用大量军队和各种镇压工具，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暴力镇压。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这种情况迫使侵略者感到，仅仅依靠武力围剿这种“治标”方法是无法彻底剿灭抗日武装力量的，还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本”措施。“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就是所谓“治本”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伪满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设“集团部落”的构想，最早是由伪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前岛升于1933年11月提出的。有的著作如《苦难与斗争》（上）第363页、《暴行》（辽）第343页；指出：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最早提出建议“集团部落”的方案。而《满洲国史·分论》（上），第3编“地方”部分指出；是前岛先提出来的。当时该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活跃，日伪当局虽经多次武力讨伐，收效甚微。因此，前岛认为：“若将分散于山林地区的农户集中于一地，可以截断匪贼（日伪当局对抗日武装的称呼——笔者）的粮道，切断敌人的情报网，而对我方来说，则可成为讨伐队的据点，进行部落的联合防卫。”《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本，第316页。之后，继任前岛的参事官荒谷千次，经与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研讨，制订出建设“集团部落”的计划，报告给伪满中央政府和关东军。关东军认为这一方法对强化“治安肃正”是切实可行的，决定先在伪间岛省的延吉、和龙、珲春3县进行试点。伪间岛省在朝鲜总督府的协助下，在上述三县以毁房、枪杀等残酷手段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将原地居民强行迁入8个“集团部落”。由此，日本侵略者推行“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和人们的习惯生活，制造了大量无人区。
经过在伪间岛省进行建设“集团部落”试点后，日伪当局认为，这措施对于治安肃正卓有成效，在全东北各地进行推广。1934年12月，伪民政部以第969号训令下达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东北“大讨伐”》第174页。；规定“将星散住户加以整理，使之结成互相联络之集团部落”，并配以强有力的防卫设施和警备力量。通过这种集团化和半军事化的行政形式，以实现彻底的“匪民分离”，断绝抗日武装赖以生存的生活补给之路，“使其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消灭之境”。《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在《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颁布之后，日伪当局加快建设“集团部落”。伪间岛省当年建成36个“集团部落”。从1935年开始，便从个别省份，逐步向抗日武装斗争活跃的伪奉天、安东、滨江等省推开。至是年底共建成1524个。1936～1937年两年，日伪当局将建设“集团部落”推向高潮，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总计建成10646个。之后几年，建设“集团部落”有所减缓，1938年新建886个。至此，共建成“集团部落”13451个，强制收容农民群众350万人《满洲国警察史》第383页。；1940年以后，日伪当局又将建设“集团部落”的矛头指向东北西部的伪热河省和北部的伪北安省，从1939年冬至1941年秋，日伪当局在热河西部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建设“集团部落”的试行工作。1941年，日伪当局开始强化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制订了三年肃正计划。为此，日伪当局在长城沿线大搞“集团部落”（即“人圈”）掀起了制造无人区的又一次高潮。至1943年，日伪当局仅在承德、平泉、宽城等地区设置“人圈”667个，被驱赶至“人圈”的人数达百万之多。《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日伪当局建设“集团部落”的样式，参照了日本陆军《野战筑城规范》，据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建设》资料《东北“大讨伐”》第183～186页。；部落的形式“避免多角形，原则上以正方形为准，作为防卫设施修筑炮台、壕沟、土墙、铁丝网”。炮台设于围城四角，壕沟标准深10尺。土墙标准高10尺，“围城”南北开两个大门，东西开两个小门。防卫十分严密。每个部落的规模，小的40～50户，大的以100～200户为准，其面积以边长200～400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准。实际上有的部落大大超过这一标准。
日伪当局在进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百姓，犯下了极大罪恶。
首先，“归屯并户”完全违背原住民的意志，破坏了原住民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生态。散居东北各地的农民在原居住地靠自己的血汗开荒种地，从事农耕，维持着生活上的温饱。“集团部落”建设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家园，迁入新的陌生的地域，是每个中国农民所不愿接受的。在牡丹江宪兵队长中井转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1936年6月3日牡宪高第91号）有如下记载：
东宁县当局为确立治安，计划在县内23个地方建设集团部落，指令偏僻地区居民于本年4月末前迁移到集团部落。但山区偏僻地区一部分居民认为如果到集团部落，对农民生活有威胁，故皆不愿迁移，或者请求延期。《东北“大讨伐”》第201页。
报告中列举了数名农民反对迁入“集团部落”的起因，并附有民众请愿书一分。
从该请愿书上我们看到“集团部落”之建设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集团部落”建设不仅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给抗日武装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其结果隔离了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了抗日武装对人民的保护和群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使抗日武装在给养、宿营、兵员补充、情报等方面均遭受到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冰天雪地、密营被烧、储粮被毁的情况下，饥饿和寒冷严重威胁着抗日武装的生存，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游击区另辟新区。
日本侵略者为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实行经济封锁。对居住在部落内的农户，耕种土地限制在部落周围，4公里以外禁止种植粮食，4公里以内也不得种植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秋收时必须查实地田，颗粒归仓，严防农民藏匿送给抗日武装。秋季庄稼尚未成熟就强迫农民早割，唯恐抗日武装获得地里的粮食，由此造成粮食严重减产。收割后的庄稼也由伪警察统一看管。
其次，对不满和反抗的群众和地区，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如前所述，“归屯并户”是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的烧杀政策下进行的。他们以武力强迫民众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凡是拒绝搬迁的，都遭到残杀。日本侵略者又将原来的村庄烧毁，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居民和被焚毁的民房、土地、财物不计其数。
“无人区”里的土地大片荒芜，仅据日伪统计，自1934～1936年，伪通化县拆毁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伪汪清县罗子沟一带的“集团部落”，归屯前有7500垧熟耕地；归屯后，由于大片土地与村庄变成“无人区”，荒弃耕地高达3800余垧，占原有耕地的517％。《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4年，第111页。伪柳河县，自1936年8月28日全县实施了并户法，设立了199处“集团部落”，强制12万户居民迁入部落，并将其房屋全部烧毁。在伪汤原县，日伪在太平川地区大搞归屯并户，1936～1937年两次圈屯，杀害110余名无辜百姓，有12个自然村落被毁掉，烧毁或扒掉的民房1668所，4490间，还烧毁了民众大批粮食和财物。279户被赶入“集团部落”，574户的农民被迫流落他乡。《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5页。在伪桦南县，1937～1938年，日伪建立170个“集团部落”，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多间，被杀害或冻饿而死的群众13万人，荒芜或放弃耕地2100多垧，伤害耕畜4800多头（匹）。《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8页。流落他乡的人家，除少数投靠亲友，绝大多数既无住处，又无土地耕作，难以维持生活。
再次，被驱赶到“集团部落”的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集团部落”里的民众，不仅丧失了自由和权利，人身经常受到威胁和摧残，而且还陷入了饥寒交迫、徭役繁重、疾病缠身的苦难深渊。由于土地荒废，粮食奇缺，常常以挖野菜、草根、剥树皮充饥。日伪也不得不承认：在伪通化县，“本年（1936年）夏季缺乏包米，居民竟以苞米核做粥充饥，将苞米核食尽后又以草根树皮填腹。更严重的是，素不悲观自杀的满洲人，亦竟由于生活穷困而缢死者时有所闻”。《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康德三年（1936）末，通化县已有13万余名的饥民，预料在春耕时期整个居民将要陷入饥饿状态”。在伪辑安县，“县城以外地方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由农历正月已断口粮……目前居民的半数，日无食，寝无被……”在伪柳河县，“食粮之缺乏尤甚”，到1937年二三月前后，“农民的粮食有断绝之虞”。《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0～421页。
居民不仅缺吃少穿，而且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甚至无处安身。居民被赶入“集团部落”时，往往居住的民房没盖起来，为了安身，搭马架子，挖地窨子，住房十分简陋。以伪通化县为例，仅就日伪治安工作委员会的调查所说：“房屋的建筑亦甚简陋，屋顶多数以树皮、干草铺盖，墙壁尽是窟窿，风雪之日当然难以挡寒。”由此便足以看出当时“集团部落”里民众的居住条件的恶劣状况。
部落居民还承担繁重的徭役：修围墙、筑炮楼、铺道路等等，并受苛捐杂税的盘剥。如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集团部落”居民，在归屯前“每年负担700个劳动日徭役，归屯后每年则增为3598个劳动日，增长了4倍多。其保甲税则由归屯前5946元猛增至归屯后的14365元”。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399页。
“集团部落”内卫生条件很差，致使传染病蔓延，许多居民被夺去了生命。据日伪统计，1936年“通化街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