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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在安东各县，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大肆抓捕各县爱国人士。在岫岩，敌抓捕了县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内务局长夏治生等14人。在凤城，日伪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姜振昌、赵际清、马庆贵、李绍岩等19人。在宽甸，日本宪兵队在汉奸的指引下，逮捕了万字会长王冠五，亚新医院院长王锡忱，伪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教师李秀等。后又抓捕了县财务局长栾继先、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长李铭三等21人。
此外，在通化、庄河、辑安等又相继抓捕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编的《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这一事件被捕者达311人，其中安东97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8～89页。
日伪当局将被捕的爱国者，当作“思想犯”和“国事犯”，分批押到安东宪兵队，进行“突击审讯”或采用“劝诱”方式，或严刑逼供，或残酷折磨爱国者。在敌人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爱国志士和救国会成员表现出了“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精神。日伪在审讯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时，威逼他说出“同党”，不成便用皮鞭打、灌凉水、灌煤油。邓士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没有一句口供。敌气急败后，竟将邓空吊起来，致使其当场死亡。然后敌残忍地将邓士仁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铁岭文史资料》（4），第120页。
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在敌审讯中英勇不屈，对任何事情均不承认，只承认为函馆震灾募捐一事。并怒斥敌人：“函馆地震只是几万人受灾，是小灾；东北失陷是三千万人受了大灾，难到不应当救吗？”伪岫岩县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怒骂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长关英华在敌严刑拷打时，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敌人，当场壮烈牺牲。敌在审讯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见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对其用刑，孩子不忍父亲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王则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活活打死。宽甸县万字会会长王冠五备受酷刑，仍意志坚定，一字不吐，被敌折磨致死，扔进狗圈喂了狗。此外，左秀海，丛树春等爱国志士都表现出了舍生救国，以身殉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敌人酷刑审讯中，有7人被折磨致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9～91页。
日伪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将主犯解往奉天（今沈阳）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给爱国者扣上了“反满抗日”、“叛国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进行了非法判决，除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处死刑，14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91～92页表。
被判极刑的爱国人士，在法庭上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左秀海在给其妻镜青的遗书中说：“……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在赴刑场的刑车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壮举使日伪宪警十分惊恐，忙将刑车开回监狱，用棉花将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双眼，又押赴刑场。其他爱国人士也都高呼：“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慷慨就义。《丹东文史资料》（3），第27页。
这次惨案主要集中在安东教育界和抗日救国会，但株连甚广，达300～400人，很多是无辜群众。此案在时间上延续达三、四年之久，在地区上除安东地区外，还波及到奉天、海城、铁岭等地。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14年中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镇压和极为残酷的血腥大屠杀。
5大连“放火团”事件
所谓大连“放火团”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地区陆续发生的放火破坏事件进行侦察，对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和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进行迫害、屠杀的事件。
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大连地区，1934～1940年，建立起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组成的国际情报组（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该组织接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1933年底，该组织主要负责人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经在苏联进行秘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在大连、上海、青岛等地开展工作。至1937年，该组织在大连的工人中间发展组织，队伍扩大到几十人，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放火、破坏铁路等抗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从1935年开始第1次实施放火爆破，到1940年5月约有57次放火行动。《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2页。其中较大的行动有：
1938年4月，由秋世显领导，对甘井子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在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显、邹立升领导下，放火焚烧了码头4个仓库，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其后又两次焚烧了伪满石油会社工厂、关东军被服仓库、大连火车工厂、大连市内东泽木材工厂、特许品制造工厂各一次。1939年夏；大连台山屯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起火。1940年2月，大连日清、三泰两油坊起火。
这些接连不断的放火，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军遭受毁坏和损失的军需物资达2300万日元左右，并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加紧对放火者的侦察和调查。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在放火过程中表现得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其机构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队。1938年4月，关东州警察部组成一个专门对付抗日放火人员的特殊警察队。由警察部长任队长，各警察署长为班长，设有特别班，负责化学药品的检验，以及采用科学办法（如无线电搜索）侦破。②防谍委员会。1938年6月，为加强对重点设施、工厂的防备，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厂均成立了防谍委员会，除加强警备设施、防火设备等建设外，还对工厂和重要地点实行严密监视。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关东州警察部设水上警察署，加强对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断绝大连与华北、华中等抗日力量的联系。④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关东州”厅长官亲任会长。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劳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实行工人登记制度等，以此来侦察工人中的抗日动向。⑤外事警察课，由镇压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务组成，其任务是检举、取缔“侵害日本帝国利益”者，特别是外国人间谍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汉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图破获放火事件。
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汉奸工头得知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报告给了关东州警察部外事课，于是日本统治者开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继在大连、沈阳、上海等地逮捕了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等13人，以及受牵连群众100余人。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了残酷的刑讯。在审讯黄振林和赵国文时，警察将黄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并用竹棍毒打赵国文，以至棍子都打断了。在残酷的毒打下轻者全身浮肿、出血，重则被打成残疾，甚至惨死。灌凉水是又一种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将受刑者衣服扒光，绑在长凳上强行将自来水灌入腹中，日寇称之为“请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肠病和肺病。还有一种吊刑，即将受刑人反绑架吊起来悬在半空，然后进行毒打审问。还有一种称之为“皮衣”的刑具，给受刑者穿上勒紧，可以将人活活憋死。此外还有火刑等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6页。
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情报组成员秋世显，进行毒打和灌凉水之后，又用烟火烧炙，使其面孔被烧烂，还用刑夹断了十指。邹立升也遭到了同样的刑罚，手皮都被剥掉了，痛得死去活来。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
国际情报组的成员虽然受到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但他们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痛斥敌人。当法官问纪守先“你们为什么放火？”纪守先严正反问道：“你们为何侵略中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东北？为什么杀害我们同胞？”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7页。
最后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日寇于1942年3月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死刑，李泽民、周文礼、丁兰盛等17人被判处7～10年徒刑。纪守先等人面对死亡，仍然继续斗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顺监狱绞杀了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等9人（其余秋世显等3人已被折磨死于狱中）。
在破坏国际情报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并进行残酷迫害。1937～1940年间，日本宪兵警察就进行过几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达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会社着火，日寇便将工人集中起来，调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将工人李境、吴学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处徒刑15年，工友卢某在刑讯时被活活打死。由于日寇滥捕过多，以至于拘留所内过于拥挤，造成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治疗，被迫害致死。
大连放火团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又一个血证。
6“一二·三”事件
1941年12月，日伪当局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在奉天、新京、哈尔滨等东北各地，对各阶层的爱国抗日人士和组织进行了有计划的大逮捕和疯狂镇压。先后抓捕355人，170人被判刑，10多人死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35页。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法西斯为巩固其统治，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在伪都新京等地建立了许多大学，如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大同学院等。在这些学校里，一部分具有爱国精神的进步学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深感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