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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别国的领土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对那里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其野蛮性和疯狂性，比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始终是近代天皇制对外发展的主导方向。
上述近代天皇制的对外发展模式，称之为“脱亚入欧”方式，其具有代表性的论调，是福泽谕吉所写的《脱亚论》。该文说：“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这个论调集中反映了近代天皇制的对外发展战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指南。
（4）在经济方面，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垄断资本的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有许多特异之处。
第一；跨越式的发展模式。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原始积累开始，经过产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然后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用（如日本资本主义的因素极为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等等），日本要追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就不能亦步亦趋，而必须是跨越式的追赶。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看，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世纪80年代初，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建立近代企业制度，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其突出特点是，后进国移植型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早期产业革命阶段。其特点是产业革命和原始积累同时进行。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和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其特点是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已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从日俄战争后到20世纪1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高潮，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垄断资本主义也大体形成。因此，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而是交错跨越式发展。
第二；与上一个特点相适应，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的作用极为突出，因此有人称日本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上是以资本家阶级为主体，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开展和实现的。而日本的情况是，从原始积累到工业化实现，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组织和推进的，在这个意义说，日本几乎不曾有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国家资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私人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很大，从而决定了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资产阶级亦有其特点。在幕府末期存在着拥有特权的“政商”，明治维新后他们与政府联系密切，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还有许多封建领主出身的华族，通过改革俸禄制度，也转化为金融和产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结构残存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因素，使日本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的封建性。他们在政府的保护下，形成了少数特权资本，从而控制了各个部门的支配权，使日本资本主义很快出现了垄断现象。到日俄战争前，已经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和古河、涩泽、大仓等二流财阀。他们几乎垄断了工业、金融业和交通业等重要部门。日俄战争后，这些垄断组织很快发展为康采恩性质的垄断组织，形成了多角经营形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财阀资本已经垄断了国家经济，标志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财阀垄断资本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现代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企业集团，其组织经营形态一般以“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结成“家族康采恩”。因此也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是“家族康采恩”式的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容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毋宁说是从国营重工业部门开始的。虽然从私人资本主义来说，工业化还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但从整体上看，由于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由国家组织和推动，以军事工业为“龙头”的国营重工业始终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牵引车”。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说是以军工生产为主的国营重工业的近代化带动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近现代化。这种军事工业的主导性，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同时也是近代天皇制具有明显军事性的重要表现。
第五；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怀，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殖民侵略扩张中实现的。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例如，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了大量殖民权益和战争赔款，从而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第1次产业革命高潮。
（5）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天皇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通过国家政权，向国民灌输“天皇国体观”和“武备第一”的思想，以此来支配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统治首先是对军队进行思想统治。1878年和1882年，日本相继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必须信守“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贵俭朴”的武士道信条，以此来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效忠、卖命，后来还把所谓“战功者”如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捧为“军神”和“圣将”，宣传纯属自杀式的“肉弹攻击”；愚弄军队士兵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确立时，还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强迫人民“尊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个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统治的指导方针。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义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还借用西方哲学思想为天皇主义粉饰。如西村茂树所作《日本道德论》，主张以西洋哲学补充“东洋儒教”；受命解释《教育敕语》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嫁接到日本家族主义之上，提出了“家族国体观”、认为“国家至上的忠孝伦理乃是敕语的核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130、161页。。这样，天皇主义披着“西洋”外衣，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6）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很容易地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使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天皇制阶段。
在政治上，军部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强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统治结构日益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而且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践踏。1932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五·一五”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结束。1936年又发动“二·二六”事变，确立了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到1940年所谓“近卫新体制”；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形式已经不复存在，议会制度形同虚设，实际上完成了“一党一国”的独裁政治体制。1941年东条内阁的上台，更使军部法西斯主义政治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经济上，军部法西斯推行经济军事化和经济统制政策，将国民经济纳入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轨道。首先，以军费开支为核心的国家财政膨胀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高桥财政”，在1931～1936年期间，财政支出由148亿元上升到228亿日元，其中军费由45亿日元增加到103亿日元，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由30％上升到47％。在庞大军费支持下，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使侵略战争不断升级。其次，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使经济发展完全为侵略战争服务。1931年日本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开始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统制，而后又提出了《日满经济统制方案要纲》，实行“日满一体”的统制经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全面展开，颁布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性统制法律，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业已确立。到近卫内阁时期，颁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和《重要产业团体令》，确定了将国民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的原则，按各产业类别设立统制会，对经济运行实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立了军需省，颁布了《军需会社法》，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体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强制推行经济军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实际上这完全是战争需要带来的“跛行景气”，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财政，只能用于战争消耗。军需生产的扩大必然是对社会总财富的掠夺。这种消耗性掠夺性的经济方式，获利的只能是大垄断资产阶级，最终国民经济必将走向崩溃。战争经济还必然导致国民生活贫困化。法西斯将沉重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人民，一方面必然是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人民经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总之，军部法西斯推行的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表现，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反动。
在思想上，天皇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义和“高度国防国家”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以“超国家主义”理论提出“天皇赤子观”，强调“君民一如”是日本国体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义论”，鼓吹由至高无上的天皇绝对权威统治“道义的国家”日本。高素之也接过墨索里尼的国家集权主义论调，认为“万世一系”和天皇国体是日本“独一无二”的精华，宣扬“英雄独裁主义”。军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西斯天皇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强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发布了《国体之本义》和《臣民之道》，强调以天皇的“圣德”永远统治日本，国民尽“臣道”维护国家，是“万古不易的国体”。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187页。
另一方面，军部法西斯从现代军事理论出发，提出了“高度国防国家”理论，强调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主义的“总体战”体制。“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高度国防国家”的思想形成高潮。军部法西斯通过在乡军人会等法西斯团体，大力开展“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对人民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1934年军部发布了《国防的本义及其加强国防的倡议》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