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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必须按照社会分工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功名利禄，子嗣香火，哪一关你推脱得掉？我们是在为别人活着。”三年后的高对同性爱不再抱有幻想，他完全投入到仕途的运营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被认为是这个年轻人最体面的外衣。“她是小学教师，温柔贤惠，更让人羡慕的是，她父亲是县环境局局长，这在任何人看来，我们俩都门当户对。”对于正值创业初期的27岁的高来说，这位来历不凡的女子将带给他仕途的影响自然不能小觑。除来自于仕途的设局之外，婚姻对于高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对九旬奶奶的回报。“现在我什么都有了，唯一的愿望是让我奶奶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我结婚成家，这样她才能瞑目。”高对于家庭的考虑显然更多的来源于社会和传统的关系。
然而，在耀眼的光斑下面，高的生活里仍有照不见的重重阴影。“我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盯我：‘看，他是同性恋！’。我用自己编织的这个谎言遮蔽我脆弱的自尊。”婚姻对这个同性恋者来说，有比其他人更不可思议的作用，但高不否认他内心里对婚姻的无奈和恐惧。“做为一个同志，我本来已对不起她，所以我在生活中尽量满足她的各种要求。晚上，我也尽量延长时间让她得到快乐。而跟男人做爱时，我想到的只是我自己。”高试图减少与男人的接触培养对家庭的责任。
“我现在只能做一个好孙子、好丈夫、好领导，不能有丝毫闪失。各种力量牵扯着我，我不知道到底往哪里去。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此时的高不再提当年编《木房子》的事了。
客在他乡的憧憬
高在亲手营造的婚姻内外挣扎。
2002年9月初，高得知单位有一个来北京学习的机会，但是按正常渠道，高不可能获得这个外出的机会。经过多方活动，于10月25日高终于成行。在来京之前的9月11日，高将尘封了两年之久的第二期《木房子》搬上了互联网。“我把都快发黄的手稿找出来，一字一字慢慢悠悠地敲。尽管都是昨天的内容，但我并不想改动什么。我像回到了那个冬天，滋味妙不可言。”高在这份电子刊物的卷首语中说。
在同一期刊物中，高还发表了他学生时代写的那些朦胧而纯粹的诗歌，而以《明天比昨天长久》命名的小说也正在构思中。
“我仍是孤独的。在这匆匆过去的时光里，我一直在为别人活着，说实话，我是多么希望有我自己的空间呀。”高坐在北京三里屯附近一间同志酒吧里幽幽地说。
在这个远离高经营的家庭和人际社会千里之外的地方，高呷着啤酒，轻松地吐着烟圈，恣意地享受暂时摆脱身负重压后的快感。一种喜悦涌上心头，这时他在完全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乐趣。
高忽然又有了续编《木房子》的冲动。但是，新的《木房子》要写些什么，他自己都不清楚。
已婚同志房 缘（1）
杨守峰撞上房门，室内女人的哭泣没有使他丝毫犹豫。杨提着沉重的行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还有不到一个星期，杨就要去德国留学，怎样关好背后的这扇窗门是他离开中国之前最后的一件事。
体制下的盛大合谋
31岁的杨是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品学兼优的他一毕业就进了这个让人艳羡的单位。他的婚事自然也为周围“热心人”关注。
1999年秋天，同事为杨介绍了在国家某部委工作的张姓女孩。张比杨大两岁，北大毕业，才华出众，众人眼里，她年纪轻前途广。张杨二人被他们的朋友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对，他们在等待喝这对新人喜酒的快乐。但是对于婚期，杨要比张犹豫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女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会想法让我高兴起来。我对她也很好，但不是爱恋的那种。说实话，我总觉得我心中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杨的这道“坎”即：他是同性恋。杨说自己是“同性恋”时，没有这个“圈子”里常见的忸怩和愧疚，他说这是他想要的一种生活。
但是，像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一样，杨对生活的顾虑不得不使他在做出这种选择时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生存居住这些基本的物质欲望。在他这个年龄，那些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住宅令人望而却步。
2000年开春，张的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能否赶上福利分房的这趟末班车，是包括张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改变他们生活境遇最大的一次际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登上这辆未班车的机会，张的单位要求只能结了婚的人才能获得住房的权利。
“她显得很着急，每次见了我都提分房的事，而我们俩之间真正谈感情的话少得很。”实际上，感情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显得不再重要，在他们眼里，能否得到这套价值五十多万的住房比什么都急迫。杨不停地接到张希望尽快结婚的暗示。
“但是在最后做出和她结婚这个决定之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她说我是同性恋，我和她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杨希望以他的坦白获得这个未来妻子的理解，更多的，杨指望张不要干涉他继续与同性朋友交往的自由。实际上，杨也需要婚姻这个道具。
“我觉得我帮她忙，也是在帮我自己，我的父母，单位，整个社会都需要我披上婚姻的外衣，我不结婚就是‘有毛病’。婚姻有时候并不都是因为爱情，它只是一种需要而已。”杨还举出他周围那些因为爱情以外其他原因结合在一起的异性恋者。
而对张来说，之所以仍接受了杨的“条件”，除了她看重的分房这个不复出现的机遇外，这个国家公务员相信她的爱会“改正”杨的“毛病”。
于是，2000年的“五一”节，这两个各怀心思的男女在同一张结婚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婚姻成为这两个性向殊异者一场盛大的合谋。
一个女人失败的心计
但是，杨张二人对婚姻的期望都过高，这让他们的共同生活一开始就矛盾重重。
“她夜里总是要求我，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种事越勉强越不行。我都害怕回家过夜。可是，我又觉得她挺可怜，嫁给了我，虽然房子得到了，可是也毁了她的青春呀。我只好抱着她，就像搂着一盆火，烫疼了我的心。我恨不得立马把它扔出去，越远越好。”这是杨第一次对外人形容他的夫妻生活，之前，张也从未流露过对丈夫的不满。在所有人眼里，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和气美满。
然而，只到了归鸟返巢的时候，在别人无法亲临的暗夜深处，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才感受到无可救药的痛。那段时间，杨从网上认识了来自泉州的同性恋者崔，两人在网上互吐衷肠，一见如故，网上一聊就是大半夜，二人结下金兰之约。杨回家越来越晚。
后来，崔为杨辞去他在当地的工作来到北京。杨瞒着张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和崔在这里置下安乐窝。
杨借故留宿在外的次数增多，这引起张的怀疑。“我相信她是深爱我的，她害怕失去我。只要加班、或稍晚一些回家，甚至出外办点事，她都要打电话查问我。她总以为我是在外面找男人。”杨为遭受妻子的怀疑感到委屈，在他心里，除了崔一个人，他没有像他妻子想象中的那样与男人乱搞。他开始厌恶这个“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人。
凭女人的直觉，张发现了杨与崔的秘密。张对自己的痴情感到失望，作为一个女人，她用尽了所有的手段，仍无法挽留丈夫的心。她不得不拿出被人当作泼妇一般不屑一顾的做法。在杨外出的时间里，张分别给杨和崔的老家父母打电话，告诉两对老人他们儿子的“不轨劣迹”，妄图借家长之威父母之慈给这个孤独的女人一些帮助。
“我父母也没有太责怪我，而是要我想想我老了怎么办。他们嘱咐我，外面的世界太乱，要我好自为之。”因为张总是向杨的父母投诉他们的儿子待她不好，在老人眼里，这一切是因为儿媳的泼辣所致，所以，当她告诉他们杨是一个同性恋者时，深居小城的老人明显袒护他们的儿子。
但是崔则不这么幸运。“他的家人以为是我把他们的儿子带坏了，不让他跟我来往，把他召了回去。”杨说是崔带给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快乐，他希望尽早结束和张的婚姻，然后把崔再接来。杨相信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日久弥坚。
已婚同志房 缘（2）
剥去婚姻的社会色彩
显然，张的这起千里状告逆子激起了杨的愤怒：“如果她不这样做，我们的关系可能还要维持得久点，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加速我们分手。”杨称他现在只要一回到那所以婚姻换来的房子就感到恐惧和压抑。他决定离婚。
“我尽可能地做出一切让步，只要她同意离婚。”作为条件，杨愿意将房子留给张，但张仍迟迟不给他答复。这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到底在想什么，谁也无法知道。
杨为此苦恼不堪。他希望重新获得婚姻之前的一个同性恋者的自由看来尚需时日。为了逃避，杨申请去德国留学。
“当婚姻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后，剩下的就是要将它解体，还其本来面目。”杨的留学签证顺利通过，七月十日是他飞离中国的日子。杨希望以时间和距离来冲淡婚姻的社会色彩，尽管他知道这对于一个女人的残酷。
“我是一个坚定的同性恋者。”杨说。
已婚同志第 七 夜（1）
韩超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打了个酒嗝。这位32岁的同性恋者一周前刚刚与认识一个月的女友举办了婚礼。请客吃席是中国婚礼的一个传统，韩挽着他的新娘向所有来宾敬酒，人们恭贺这对新人的“大喜之日”。
韩陪完最后一轮酒，已是凌晨2点，他体力耗尽、思维迟钝，却不敢回到一墙之隔的卧室休息。
他新婚的妻子侧卧在华丽的新房，这是她身为妻子的第七个独处的夜晚。
一个公务员的理想
1992年的韩，是北京一名公务员，认识他的人给予这个小伙子很高的评价。但是，人们也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感到困惑：“他好象总是忙着工作，从没见他带过女朋友。”与韩相邻办公室的女士说，言辞之中有些惋惜。在她眼里，韩诚实稳重，人缘极好，是一个招女孩子喜欢的男人。
实际上，韩这时已有一个暗恋自己三年的女友，“我们在一起连手都没碰过，有时候在大街上等车，我看见她仰望我的眼神，分明是一种渴望，但是我没法心动。她妈总夸我人踏实靠得住，她女儿嫁给了我让她放心。每次见了我比她女儿还高兴。我和她这几年下来没感情是假的，但只是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