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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调查之下，副总统阿格钮很快看清，如果他顽抗下去，也将面临无法逃避的弹劾，
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辞职认罪交换宽大处理。于是，他很快放弃了挣扎，仅仅在
“华尔街日报”向公众披露的两个月后，他就向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辞职信。
然后来到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以认罪交换了“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以及一万美元罚款”的
宽大处理。
尼克松的录音带问题还在僵持。但是，尼克松从大陪审团的宣告中，已经知道自己
面临触犯众怒的危险。他无法忽视站在那23名普通陪审员身后的全体美国人民。因此，
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电视里发表声明的时候，提到录音带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持“行政
特权”力争的强词夺理，而完全是透着和美国人民商讨，试图取得谅解的低姿态。
尼克松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机说，“我很遗憾这一切
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
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
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
将录音带持为己有。当然，尼克松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
“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
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
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
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
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了美国的总统地位，即毁了行
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
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
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他发表了一
个短短的声明。只有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
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
地方法院先判决，然后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
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努力，使得变通的方式有
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
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
所接收。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
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
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基本上还是
“顶”的方针。
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
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
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
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
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
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
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
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
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
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
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
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
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
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
“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
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
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
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
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当时，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
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
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
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
一个克尽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
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
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非常被
动了。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
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
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
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
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
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要落到了他的手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
从理论上来说，只能落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要落在他手里。
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
的下级，他即使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当然很清楚，他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
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他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
命令，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
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
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
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
斯再辞职。他提出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
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
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
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
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
候，尼克松总统手里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
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
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
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
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
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
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
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
“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
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
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
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
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
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
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
的时候，就郑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