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大钊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个纷争的景象，把它想像为过去已死的幽灵与人类的自我新生之间的斗争。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也开始感到这个景象的强大吸引力。
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清楚地表示他反对人类政治、经济难题的包罗万象的解决办法，他将人类经历看作是单个问题的海洋，明确指出对于人类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是“依据时间、地点的要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然而，确切地说陈独秀向西方寻找的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法。尽管他在《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中所概括的民主方案的实现相反需要长时期的平淡而单调的工作，他还是希望“民主与科学”具有西方技术的效用。它需要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按民主的路线组织起来。还需要知识分子完全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没有希望立刻得到引人注目的结果的情况下甘愿尽到一种适当的职责。它是一种陈独秀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准备承担的职责，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多少先例的职责。事实上，列宁主义也要求到群众中去，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指引许多青年学生投身事业献出生命。然而，它给予俄国知识分子的是在充满即将如愿以偿的希望氛围中承担引人注目的领导者的职责，它要求知识分子去鼓动群众、组织群众，然后领导由此形成的组织。后来孙逸仙发现，“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模式与他的精英主义主张不谋而合。1920年12月陈独秀的一段陈述大意是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32］。表明在这一点上他清楚地理解了列宁主义的含义。不必赘述，像列宁一样，陈独秀意识到社会革命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
刊载了陈独秀《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的同一期《新青年》，也记载了他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陈独秀在对时局的各种评论中，大声疾呼：“都是说Bolshevik扰乱世界和平，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家的土地利益的各强国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反对Bolshevik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恐怕正是反对Bolshe？鄄vik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33］对列宁主义的世界图景的深切感受不久抹去了杜威影响的所有痕迹。
1920年9月陈独秀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志李大钊接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那些哲学困惑也不再是他实现最后跨越的障碍。“民主与科学”失败了，杜威教授的方案需要数年自我奉献的单调工作才能实现，即使那样也没有任何全部如愿以偿的希望。最后，这里是一幅激烈的纷争的对抗与完全如愿以偿的希望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它所面对的戏剧情景是一幕全球的戏剧情景，最终将中国带入世界历史的舞台。
促使陈独秀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的局势和环境同样也帮助了李大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战胜了最后的犹豫。然而，在1919年12月发表在《新潮》评论上的一篇题为《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文章［34］中，我们仍然看到李大钊的思想矛盾的迹象。在文章中李大钊试图将他的人类良知力量的狂热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他重申他的信仰“道德心的存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以及“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35］。然而，道德情感的来源不必追溯到任何超自然的本源，而是存在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本能之中。由此他以他的特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这是一个与赫胥黎的观点以及其他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激烈对抗的观点）解释了道德情感的起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4）
然而，虽然道德情感本身可以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但是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的明确内容只有用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解释。人的确可以做事没有责任感，但是他对于他的责任的概念是由他生活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的。
正是在这个观点上，李大钊最终与马克思达成一致。当然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道德情感的存在与宗教和艺术一样，道德也属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是强调在一定社会中传播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那个社会行动的依据，则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即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自身异化的概念。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部意识形态活动的作用就是使人看不到自身的真实存在。由此，儒家道德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动的有效依据，而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它用来掩盖行动的真正本质。
李大钊由于在生物学领域而不是在社会学领域寻找他的道德情感的基础，从而更进一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喜欢在他的概念与达尔文的概念之间寻求比较，他仍然并不接受达尔文主义者用生物学术语解释社会现象的倾向。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Labriola）明确地攻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社会现象的解释派（出自《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文）。社会事件的解释必须在社会环境中寻找。
接受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而自愿与马克思主义达成一致之后，李大钊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在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36］一文中，他宣布自己的彻底转变。尽管有学术性标题，这篇文章背后仍充满了一种愤怒和反抗的思想。虽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是他对新生力量的热情欢迎，但这篇文章代表了他对所有恶势力的彻底否定。和陈独秀的情形一样，1919年和1920年的局势（国内的和国外的），使他内心极度痛苦，以至于抛弃所有的保守思想。
当时李大钊坦白地说，所有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都是统治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的工具，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未来新生活的可能性。他并不试图将这个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欺骗手段与新近宣称的人类良知自由的信仰相调和。他并不试图回答他在1918年表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疑问。由于他已经将自己与新生力量联系在一起，他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有关这些新生力量的学说。
在讨论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我至此还没有讨论中国劳工运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遗漏。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工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的异军突起。我也知道五四运动伴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自觉性的成长，工人阶级产生之时正值世界上“工会主义”运动高度发展，正值赞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盛行，因此，从产生之日起它就受到这些影响。我们还知道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中国劳工就是它的庞大的跟随者，然而，仔细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的著作，看不出中国工人阶级兴起本身是他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准确地说，是列宁主义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工人阶级而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列宁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之前李大钊从未提到这个问题，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陈独秀直到1919年12月还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这并不是暗示陈独秀、李大钊在1920年之后对中国产业工人悲惨生活状况的关注是不真实的；然而，它确实表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外来思想的根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5）
*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几乎完全是劳工问题的专题，其中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一文以及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的讲话。陈独秀在讲话中要求劳动者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准备管理社会。列宁主义的影响由此看来十分明显。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带动了他们所有的学生，毫无疑问这些学生都是受到他们绝对知识权威力量的影响的，在他们直接影响下的人中有张国焘、瞿秋白、李汉俊、毛泽东和周佛海，这些人都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我们试图追寻其中一些人在五四运动酝酿时期的思想发展时，我们发现，他们轻信有说服力的每种学说。我发现，当时俄国文学专业的学生瞿秋白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著作［37］，周佛海的确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实际是英国式的工会社会主义者，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新的官僚政治蒙骗长期饱受官僚主义之苦的中国民众，至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它是单方面的唯物主义，并且赞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38］据毛泽东自己讲，像一些在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曾经一度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喜欢的学生之一张国焘，是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早期的合作者，并跟随他的老师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馆员，处于学术活动边缘的毛泽东深受这位导师的巨大影响，李大钊无疑是他接触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参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51页。也好像是毛泽东当时受到了波及很广的联省自治运动的很大影响。在组织和领导方面都活跃的湖南“新民学会”的纲领中一个目标就是湖南“独立”。李昂在《红色舞台》一书中指出，甚至到1921年毛泽东仍然是一个狂热的湖南爱国者，他喜欢将湖南在中国的作用与普鲁士在德国的作用相比较。
*毛泽东承认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的决定性影响，他说：“在李大钊手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的时候，我很快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在这方面的许多兴趣也得益于陈独秀……陈独秀坚定的信仰在或许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ee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p。157，NewYork，1938。
被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权威带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不久就与运动发生了矛盾。另一些人如毛泽东不久证明他们自己比李大钊或陈独秀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严格行动纲领的列宁主义的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孙逸仙）。然而，毫无疑问李大钊和陈独秀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那么，回顾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他们从自觉的反传统倾向出发，都向西方寻找真理。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那种提供包罗万象的万能的解决方法的世界观。李大钊含糊但乐观的思辨哲学的观点为他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作了准备，而随后局势使他的信仰达到如此坚定的程度，以至于他不久实现了与所有哲学保守思想的决裂。陈独秀将他全部希望寄托在自由的民主与唯物的科学的结合上。然而，他的热情，急躁的天性，不久就因“无神的共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