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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哈里斯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对句法结构学却采取了发生学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转换规律；着重言语的创造性，把生成语法法典看成是同化在主体思维里的东西。乔姆斯基还认为生成法典的根源是理性，是要由遗传性来解释的。在方法论上，他与在他之前的人用归纳法积累事实不同，而是从语言心理学、普通语言学和数理逻辑形式化三者的混合体出发形成他的语言学结构的概念，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的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说明个人的能力，又可以说明语言是一种制度，减轻了语言与说话之间的对立，把个体发生论与种系发生论的关系处理得符合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不过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诉之干天赋性质和遗传的意见是有困难的。皮亚杰指出，语言结构必须用构造论来说明；言语的获得，要有预先形成的感知运动性智慧为基础，而我们可以事实上看到这种智慧如何一步步地从同化图式的逐步协调中得来。
语言结构与逻辑结构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言语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不能说是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皮亚杰认为思想不能归约为“第二信号系统”，更不是只有言语才能表达思想。智慧的发生，先于言语。但是，言语固然从部分地有结构的智慧中产生，言语也会倒转来构成智慧。所以，今后应进行更多的研究。
皮亚杰同意许多人的意见一切社会的研究都必然要导向结构主义。因为社会只能作为整体来研究；整体是能动的，是转换的中枢；还有各种常模或规范，是自身调整的方向或结果：此三者，合于结构的三要素。但是，如果只有这三者，只是整体性的静止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方法论的结构主义。这要进一步寻求组成结构的那些转换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自身满足的系统，要从下层结构里找出演绎性的解释，重建起数理逻辑模型来。
莱温的社会心理学提供了典型的例子。他介绍进了向量，用群论为工具描写整体，得出了网结构。他的学派进行了许多研究，以实验为基础而用建立结构模型来作因果关系的解释，已取得很大的成功。
帕森斯把结构看作不受外界影响的一个社会体系的诸成分的稳定布局，从而说明平衡理论。这个体系能用调节作用保持自己的守恒，这是由于它有使结构适应于外在环境的功能。关于个人能整合共同价值的问题，他提出了“社会作用”的理论。结构迟早要表现为强制个人接受的规范或规则，结构与功能所以有必然的联系。
在经济结构里也有功能的作用，在平衡和周期的动力学分析里都可以看到。但经济结构的性质，不仅由于功能起作用，而且有一个或然率的方面，是受到经济主体的感情和认识的调整作用的反馈作用影响的。
在有严格运算性质的社会结构如法律结构里，这种内在的规范性质是由法律主体的认识所赋与的。
为了说明社会结构不能不讲功能作用，它是有发生和历史的构造过程的，皮亚杰不能不面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后者的社会心理学与语言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法律结构是不可分的，但他所主张的是一种建立在人性永久论基础上的、否定功能作用、不讲发生历史的结构主义，但有最令人注意的演绎性质。
皮亚杰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否定历史和发生过程，是由于对信仰和习俗的起源无知，把历时性中得出的结构误认为是共时性的缘故。至于他离开联想主义而以运算体系为基础，迟早要把社会学结构主义或人类学结构主义同生物学结构主义和心理学结构主义互相协调起来，那就不能没有功能方面。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结构的性质，认为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在内容上加上了形式所产生的，它是插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图式系统。在“实践活动刀（praxis）和实践（praiiques） 之间，总有一个中介，就是概念图式；由于概念图式的运算，物质和形式各自剥掉了自己的独立存在方面而组成结构，成为既具经验性又有可理解性的存在。这种结构，不是可以观察的相互作用。它的来源是总是自身同一的人的精神。因而它先于社会、先于心理活动、先于有机体。而这种精神或理智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呢？问题没有答案。
皮亚杰指出，所以出现困难，是由于不了解形式与内容的相对性。只有具备加在转换作用上的成系统的、能保证自主性的自身调整的那些“形式的形式”，才是结构。这种结构是怎样来的呢？在逻辑和数学中，是通过“反映抽象”而来的。在现实里，从形式到结构，有一个普遍的形成过程，即平衡作用的过程：在物理领域内把一个体系定位在潜在可能的功的整体里（本书第9 节），在有机体领域中平衡作用保证各种水平的体内平衡（本书第10节），在心理学领域中平衡作用说明智力的发展情况（本书第12 和第13 节），它也在社会的领域中会起到类似的作用。任何平衡状态，都包含一个构成“群”的潜在转换体系。平衡作用既说明了表明阶段的调整作用，也说明最终形式有运算可逆性；从而解释了从有时间性的形成作用到非时间性的相互联系的过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集体的智慧就是在全部协同运算中的运算活动得到平衡了的社会性，智慧是一切认知功能的平衡形式。这样，不必去追究人的精神是什么，就可以看到结构是一种仍然开放的连续不断的构造过程的结果。从演化过程看，“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之中也永远存在，只是构成科学思维的低一级水平，象是在运算意义上的“群集”。人类学上的“互渗”观念，是在前运算水平或具体运算开始的水平意义上的前逻辑，有些象在儿童身上看到的一种关系。理性从动物或人类婴儿到更高水平，是演进而来的，有其功能作用与历史。
结构主义的研究要涉及到哲学问题。皮亚杰提出两个问题来概括。第一，为主张结构有萌芽、有历史、有功能，因而主张结构主义在科学领域中与具有辩证性质的构造论有紧密的联系。他以列维…斯特劳斯在辩证理性与科学思维的问题上同萨特的构造论的争论为例，说明在结构的领域中，构造过程在同种种肯定结合起来时产生了否定，接着又找出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而产生共同的“矛盾解决”办法；这个模式相当于一个历史程序，这个程序不断重复。
在数学中，在逻辑领域，在物理科学和生物学的范围内，都依这个不是循环形的“螺线形”圈进行。
第二，对于结构主义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皮亚杰同意阿尔都塞和以后的戈德利埃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结构主义分析的方式。
阿尔都塞认为思维就是“生产”，它多半是有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从中起作用而产生的一个结果而较少地是个别主体的产物；“具体的整体性”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和构思的产物。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学说的辩证矛盾是一种“超决定作用”的产物，它在社会的层次上相当于物理学中的因果关系的某些形式；他据此把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机器，都安插在一个转换结构的系统里，他并努力地为这个转换结构系统提供关节部分和形式化原理。
1 戈德利埃指出结构与历史性的转换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如果把社会结构比作范畴，人们就能确定哪些是与结构相符合或不相符合的功能。但要知道在形成一个系统的全部结构里，诸结构之间的结合模式怎样在所结合的那些结构的一个里面引起占统治地位的功能，现在的结构分析还要完善，要同历史性的发生学转换作用紧密联系起来。从这种观点出发，结构的研究要优先于对结构起源（萌芽）和结构演化的研究。结论是，人的“科学”的可能性，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起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规律的可能性上面，就是要建立在推广结构分析方法，使能解释结构及其功能如何变化与如何演变的条件上面。这样，在进行结构主义分析时，结构和功能、起源（萌芽）和历史、个别主体和社会，就都是不可分离的了。
最后，皮亚杰以批判富科在《词与物》一书中反映出来的怀疑论和消极论点作结，从反面来阐明不可能把结构主义与构造论分开。
末尾皮亚杰扼要地作出本书的结论，指出：结构主义是方法论。它没有排他性；它倾向于把一切科学研究整合进来，在互反性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作研究。
结构的研究，并不是不要人和主体活动。所谓主体是指认识论上的主体，即人类的共同认识核心，也即认识的机制。在把主体的“我”和“生活体验”分开之后，剩下的就是主体的运算，这是从主体的动作的普遍协调里经过反映抽象得来的。这些运算就是主体用以造成结构的成分。要有继续不断的除中心作用，把主体从自发的自我中心现象中解放出来，以得到协调，建立起有互反性的构造、再构造的历程中产生的结构。
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抽象的结构体系是与永远不会完结而受到形式化限制的整个构造过程互相关联的。
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不可分。有认识的主体（他的结构与萌芽分不开），就有功能概念的价值。结构只能成为体系才有生命。没有“一切结构的结构”。主体是功能起作用的中心。
结构主义必须保持它的开放性。它的危险是到结构的实在论中去找出路。结构是运算的组成规律或平衡形式。所以关键是运算的第一性。
皮亚杰在这本小书里的叙述，毋宁说已经够抽象、概括和相当难懂了。我们在上面作的简单说明，很可能是有错误或没有抓住重心的转述。所以读者必须以原文为准。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译文可能有许多错误，那读者只有参看原文了。
皮亚杰在本书中阐述的结构主义，称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普遍结构主义、真正的结构主义。因为他的科学认识论，是以认识论的主体（即一般意义上的不是特殊个别的人）为出发点的，把认识的基点放在主体在与客体接触中由动作产生的运算上，运算由动作内化而成，所以这个科学认识论是以心理学特别是发生心理学为基础的。他的结构主义，与他的发生认识论是紧密联系的。
皮亚杰所用的一套术语，常是自己创造的，或者在运用旧有名词时先阐明意义而重新定义。但在这本小书里，并不再加以定义了。为了更确切明白他的意义，多读一点他的其他专著是必要的。如关于反映抽象、平衡作用、认识的结构、功能等等，都分别有专书论述。读者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
皮亚杰的科学认识论，与他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心理学研究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直接从观察到的事实和关系中得出结论。对于从心理学研究所得出的概念、原理、方法、假设、结论，加以批判研究，确定它们的逻辑来源、价值、客观性质，才是科学认识论的范围。
他认为科学思维或智慧来源于运算，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