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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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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
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
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
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
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
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
…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
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
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
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
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
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
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
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
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
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
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
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
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
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
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
“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
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
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
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
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
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
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 ”“不签。”“那
么说,你不愿签字? ”“不! ”“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
那上校:“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
    我答道:“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不要忘记了你还
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
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
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
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
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沦怎样做法,对我来
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
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
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
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
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蠹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 可不!我要斗争到底。
    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
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
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
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剧责任就在这里,就
在于内政部吗? 错了!我们不过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罢了……”
    “忠实的执行人……”
    “可能。但是内政部并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机构。它服从……当然,在执行斯
大林的计划时,内政部的领导可能太卖力气,因而做得过分了。斯大林宣布在建设
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于是,内政部就清洗愈来愈多的敌人,来
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为什么大部分侦审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无辜的,却那么凶狠对待他们呢? ”
    “不要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没有经验,他们完成
他们的工作,确信是在消灭党的敌人,斯大林和苏联的敌人。另外一些人继续工作,
但没有多大信心: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绝工作,那么,第二天,
他们就会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这个制度的动力。最后还有那些‘职业家’
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明白的,”我对他说,“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格利科夫
元帅视察了解放地区的俘虏营。他以斯大林和党的名义郑重宣布,落在敌人手里的
所有俄国人,欢迎他们都回到祖国去。于是成千上万的战俘回到了苏联? 但是却立
即遭到逮捕和流放。为什么呢? ”
    “你看,斯大林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我们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于是,
他便大规模地对他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清洗,首先是战时曾在欧洲打过
仗的人:士兵,军官,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斯大林又曾宣布,在苏联的一长串民族
中有‘薄弱环节’。胜利后,他为俄罗斯民族干杯,这就等于向内政部指出了哪些
是嫌疑分子: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洲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简言之是所
有少数民族。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会改变方向的。但是我自己
嘛,我不愿继续做这些罪行的帮凶了。
    你的命运,就同柏尔青班子所有老干部的命运一样,甚至在头一次受审以前,
就已经决定了。”
    他再一次强调说:“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烟拿过来,抽出一根,把它点着……他
中断了他的话,惊奇地问:“你抽烟吗? ”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
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
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
说:“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
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
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
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
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
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
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
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
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
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
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
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
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
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
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
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
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
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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