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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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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
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
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
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
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
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
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
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
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
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
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
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
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
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
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
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
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
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
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
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
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
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
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
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
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
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
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
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
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
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
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
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
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
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
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
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
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
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
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
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
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
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
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
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
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
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
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
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
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
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
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
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
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
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
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
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
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
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
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
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
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
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
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
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
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
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
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
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
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
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
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
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
    “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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