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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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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
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
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
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
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
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
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
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
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
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
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
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
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
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
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
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
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
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
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
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
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
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
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
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
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
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
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
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
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
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
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
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
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
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
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
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
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
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
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
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
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
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
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
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
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
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
“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
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
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
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
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
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
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
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
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
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
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
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
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
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
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
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
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
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
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
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
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
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
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
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
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
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
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
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
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
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
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
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
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
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
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
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
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
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
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
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
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
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
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
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
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
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
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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