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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号码告诉了他，叮嘱他，不到紧急关头，不要使用。谁知道这位“外交特
务”拿起笔来便往小本儿上写，一字不改，连最起码的警惕也没有。
这件事使我瞧清楚苏联情报组织的功效如何。简直不能想象，大使馆派出来的
人竟能幼稚到这步田地。我当时还想不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作风引起了些什
么后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已经去西班牙，担任共和政府的军事顾问。
我由斯蒂加接见，汇报了出差的经过。他肯定说，魔侠案已经完全解决。我后来屡
次会见他。
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我原则上同意了从事情报工作。我当“特工〃 并不是出
于爱好或天赋，我也不是军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势不两立。所以，能说服
我的道理是：苏联军队不需要机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确信战争已
经不可避免的党员积极分子。
骰子已经抛了出去。我已经定了终生。
第十二章 传说的来源
大家传说：“特雷伯是苏联特务”。这个传说到底从哪几来的呢？有必要加以
说明。
从1930年起，甚至还要早一些，说我坏话的人就说我给苏联搞情报。
正如随便什么传说，事实根据总有一些，不过是经过歪曲和夸大，以便引为证
据。法国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档案里，都确有“证据”，证明我参加过魔侠集团。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德国人只知道我的绰号叫做让·吉尔伯。
后来在比国搜出了我的真护照，姓名列着利奥波德·特雷伯。可是，自从我参加工
作以来，一直使用“董伯”这个别名。认识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别是警察
机关。而盖世太保却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尽我所能，不让董伯和特雷伯对上口。
因为，好几十位党员积极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档案，作为董伯的联系人。
如果一对上号，这些人马上就会受连累。 幸而在1932年，法国保安局工作出了纰漏，档案里也没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对上
号。一方面，保安局监视着“共党捣乱分子”董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活动。另一方
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罗姆老等着的两封信，都是寄给特雷伯的。
盖世太保利用法国警方的档案，只知道“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叫做特雷伯，曾
经被捕，而在1932年，便在苏联情报案子里受到牵连。不仅如此，从搜查到的护照
里，还发现了特雷伯于1924到1929年在巴勒斯坦呆过。德国人需要在柏林上司的心
目中夸大成绩，所以给我制造了一份了不起的履历：我从青年时期便当上了苏联的
特务，先在巴勒斯坦，后来又在法国。在审讯我的时候，我很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
色。因为，越是盖世太保把我当做一尊人物，我便越发有活动余地。比方说，盖世
太保认定我在莫斯科受过特工训练，我便故弄玄虚，说在波德罗夫斯基大学上过学。
直到今天，还有人写书，说我上过波德罗夫斯基军事学院，学的是特工。其实
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波德罗夫斯基大学。
我为了斗盖世太保，故意听凭别人传说，我从小便当苏联特务。这话至今还在
传说……
第一章 乐队的诞生
柏尔青将军从西班牙回来，我去见他。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在西班牙听说图
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僚佐统统被处决。
他明知道那些累积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柏尔青头
脑十分清醒，对自己的下场不存幻想。卷走同志们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可是，不
顾安危，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主动向斯大林揭发保卫局在西班牙残杀共产党人，
柏尔青将军心里明白，这样一来，等于判了自己的死刑。
可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自觉地担当责任，他不能坐视自己选拔培养
的最优秀干部无辜死于非命。
时间是对他不利的，只要他一息尚存，便该尽量利用这点时间。
他接见了我，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怎么能不这样呢？这一天决定了我
做人，做共产党人的前途。
他对我说：“我劝你来跟我们一道工作，因为我们需要你。并不是在这里，不
是在这个机关里。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不是的。该让你到西欧去，建立我们行动
的基地。〃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柏尔青，我便老想摘情报工作，在他身边战斗。日子
越来越近，我确信，希特勒匪帮就将席卷欧洲。
在这场即将来临的血战中，苏联必然举足轻重。我眼见革命变质，真是五内撕
裂。我为了革命，和千百万共产党人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心甘情愿献出
我们的青春，让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朝气蓬勃地迈进。革命是我们的生命，党是我
们的家，我们每一行动都充满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自己要当新人。为了让无产阶级挣断枷锁，我们决心自己戴上枷锁。我们
能分享多少幸福？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为的是使压迫者不能再
猖獗。通往乐园的道路，决非铺满玫瑰鲜花。这一点，谁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呢？
我们之所以投奔共产主义，为的是我们从小就体验了帝国主义的凶残。
然而，我们的道路上，如果铺满了工人的尸体，那末，这条路到哪儿去也走不
通，更甭说走向社会主义。同志们一个一个地不知去向了。最优秀的在内政部地牢
里奄奄待毙。
斯大林政权歪曲社会主义，已经弄得面目全非。……
不管我们怎样忧心忡忡，怎样迷惘失措，苏联是非保卫不可的，尽管苏联已经
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真情实况，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柏尔青将军的
提议，给了我尽心的机会。我是波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呆过的犹太人，没有国籍，
当过犹太日报的记者，在内政部看起来，真是—卜倍的可疑。
我的命运早已注定，不在地牢底里了账，便在集中营里呜呼，最好是贴在墙上
吃“卫生丸”。如果远离莫斯科，去到狠揍纳粹的第一线，我倒还可以一本故态，
当一名革命战士。
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我得出结论，并在周游欧洲期间，拟出了方案，搞一个
欧洲规模的情报网。我报告了柏尔青将军。他要派我们到德国，甚至到邻近国家去
扎根。这将是反法西斯战士们的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才开始行动。
除了打击纳粹以外，不给任何其他任务。目前，先建立基地，以收集情报为目的，
先把联络、掩护，经费等等搞好。
特别在过渡时期，主要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发展扎根，掩护联络工作，与红
军情报中心联系。打起仗来，情报网里只收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宗教
信仰，都无所谓。只要思想坚定，百折不挠。最好在重要的军事方面有熟人，在德
军司令部，在政府部门，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熟人。
情报员绝对不能出钱雇用。根本目的是及时向参谋部提供综合情报。纳粹德国
的计划和企业消息必须是确实的，经过检查的。
我对柏尔青将军做了补充说明：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三个助手。第一，具有
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
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
柏尔青将军完全同意，只反对一点。他说：“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质
量出众。但是党领导的指示，很使我们束手束脚。党领导怕上当，不让我们在第三
帝国疆土上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
题，我却不敢指望。根据我们二十年的经验，这个办法无不落空。我们为这种掩护
的投资，没有不是亏折干净的。”
我答道：“您听我说。问题不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
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
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
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个公司，要花多少钱？”
“先小搞搞。我先出一万美元，当一个公司股东。”
“什么？你想花那么一万美元，就能赚那么些钱，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我就打算这样。”
“反正，过几个月，你再来要钱，我照样给你。直到如今，我们最感棘手的，
不是收集军事情报，而是解决人员的经费问题。”
谈话快要结束，柏尔青将军显得很平静，几乎很愉快。
他对我说：“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大概还能有两年的喘息时间。首先要靠你自
己。你的工作就是打击第三帝国，完全集中打击第三帝国。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
你的情报网冬眠，直到开战。 决不要惹事，受连累。打倒纳粹是咱们的唯一宗旨，旁的什么也不用管。我在
这些国家，都派了人，但是，你们的组织完全独立。我们就给你派报务员和器材。
不过，你也不必期待太大。得想法自己招罗，培训人员。至于各国的组长，我可以
预先告诉你，必定要就地取材。”
他的语音里有点激动，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他手下有本领搞好这项工作的干
部大部分已经被捕，在内政部审汛。
最后谈妥，我的家属，一有可能，便上我那儿去。单身汉总是容易犯嫌疑。我
决计充当一个安静而有高效能的实业家。
柏尔青又说：“我相信你，我深信你能成功。在发送情报的时候，千万别考虑
领导上的反应。千万别讨领导喜欢。
否则，你一定搞不好。”
他又补充说，他的话越发彻底证明了他对我的信任。他说；“图哈切夫斯基是
对的。战争没法避免，而且要在咱们的国土上打。”
这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事。在斯大林的恐怖气氛笼罩下的莫斯科，我从来也
没有听见过有人称赞枪决了的“卖国贼〃。他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又对我说：“你
只听自己的良心。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裁判。”
我认为这几个字，就是他的政治遗嘱。因为，他一生中，一直用良知指导自己
的行动。
在这个时期，柏尔青将军已经知道自己万无生路。但是他毫无牵挂，毫不后悔。
斯大林的法院可以给他判罪，可是他在历史面前却是打赢官司的。对一个共产党人
来说，只有这个才算数。
（我在比国才听说，来源是绝对可靠的，说是柏尔青将军和情报中心的领导人，
都在1938年12月被处决）。
已经到了1937年秋天，大家讲好，只要我准备就绪，马上动身。一个月，两个
月过去了，不见动静。我全不知道计划的下场到底怎样，又回报馆去工作。到了年
底，才从不同方面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其意义和后果显得十分清楚。我们的
事情流产了。建立针对德国的情报基地当时得到柏尔青和斯蒂加的热烈赞赏，却是
完全违背了党领导的看法和意图的。
我已经不存希望，而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