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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铡人的做法却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腰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周代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而“杀”就是杀头，即后来所说的斩首。（参见本书《斩首》）“斩”字用“车”作部首，是指它的本意和车裂相同，都是使人的肢体分裂；偏旁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时用斧或钺。《周礼·秋官·掌戮》篇的注解说：“斩以斧钺，若今要（腰的通假字，下同）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这已经把斩和杀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
春秋、战国时的史籍中，写到将人处死，多是指腰斩。《庄子·胠箧》篇：“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这里的“斩”即“腰斩”。《韩非子·说疑篇》列举了关龙封、比干和春秋时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冶、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等六人都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了国君，或被杀，或自杀，“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又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与齐两国之君在夹谷会盟时，倡优和侏儒上前演戏，孔子认为不合礼节，向齐国提出抗议，齐君不得不让有司依法惩治优人等，使他们“手足异处”。上两例所说的“手足异处”，显然是指腰斩。
最初，腰斩使用的刑具称为鈇质。鈇即是大斧，质或写作锧，或称椹质、鍖锧等，即是用斧砍人时下面垫的木砧。《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君不忍加之以鈇锧”一句，前人注解说：“鈇锧，要斩之罪。”《战国策·秦策》中记范睢说：“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此语之意是谓瘦削的胸不值得放在砧板上，纤细的腰经不住斧钺一砍，所指的是处死方式，分明是腰斩。又《汉书·项籍传》的“孰与身伏斧质”一句后颜师古注解说：“质谓鍖也。古者斩人，加于鍖上而斫之也。”从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看出，腰斩在行刑时，人伏在砧板上，刽子手举斧砍断其腰，这斧与质是分离的两件东西。后来，这一套刑具发展为用轴连在一起，鈇演变成为铡刀，质则演变为铡床。所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将“鈇”释为“莝斫刀也”，即铡草的刀。《汉书·戾太子传》中的“不愿斧钺之诛”一句后也注解说：“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刀也。”王绿友更明确指出：“鈇，今谓之铡；铡床，古谓之椹质，又谓之蒿砧。”鈇质演变为铡，这大概是汉代的事。
秦汉之间刘邦、项羽争霸，韩信开始离楚归汉时，还不出名，有一次因犯军法当受“斩”刑，一同被处死的十三人先斩过之后，轮到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何为斩壮士！’”细观文意，韩信一定是躺在砧板上了，他才能有“仰视”这个动作，可见当时的“斩”是指腰斩。汉代还有两人与韩信有相似的遭遇。一个是张苍，他曾因罪当斩，而且已经“解衣伏质”，王陵在旁看见他身材长大，皮肉白嫩，认为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就在刘邦面前讲情，没有斩他。另一个是王欣，他在任被阳县令时将被绣衣御史暴胜之处斩，“欣已解衣伏质”，仍然“仰言”一番，暴胜之听他言语豪壮，也赦免了他。从张苍、王欣的情形来看，那时的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伤神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
从春秋时起，腰斩的刑罚常被使用。商鞅变法时，曾明文规定对百姓实行连坐，一家犯罪，邻家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腰斩而死，难以统计，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处决囚犯，死者的鲜血把渭水都染红了。秦末，赵高诬陷李斯谋反，李斯于是在二世二年（公元前208）被腰斩于咸阳。汉代法律规定，大逆无道者腰斩。许多被判定为谋反或犯上等罪者，都要腰斩处死。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乐通侯蔡栾大因诬罔罪被腰斩。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直田仁因失纵罪被腰斩。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六月，郭穰告丞相刘屈氂夫人用巫术诅咒皇帝及打算立昌邑王为帝等情节，有司劾奏说刘屈氂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降旨将刘屈氂腰斩于东市。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成方遂（一说张延年）被卫太子诬告，也受了腰斩之刑。
汉代以后，只有北魏承袭汉律，法律明文规定有腰斩的条款。崔浩定律令，就写明：“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其他朝代虽然法律条文不再规定有腰斩，但实际上仍然偶尔采用腰斩的刑罚。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时，宦官仇士良指挥神策军逮捕李训、王涯等人，把他们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并且让百官都到场观看，之后枭首于兴安门外示众。五代时，后汉史弘肇为大将，高祖刘暠死后他受命辅佐刘承祐，当时有一天，太白星在白昼可以看见，人们惊异不安，史弘肇便下令，民众凡有仰视大白星者，就腰斩于市。仇士良专权时对与他为敌的朝臣非常仇恨，用法外的残酷手段进行报复，史弘肇在特殊情况下用严刑来安定人心，这都不奇怪，但在宋代的太平盛世，朝廷惩治某些有罪的官员，也常常破例使用腰斩。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殿直官霍琼借征兵之机劫掠民财，被人揭发，腰斩处死。宋神宗熙宁八年（1705），将作监张靖、武进士郝士宣都被腰斩。南宋初高宗时，宋齐愈因谋立异姓、危害宗庙社稷等罪，腰斩于都市。
辽代也有腰斩之刑。应历十五年（965）二月，穆宗耶律璟因获鸭而产生的一时高兴，下诏废除腰斩之刑，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废除。圣宗耶律隆绪时，近侍刘哥、乌古斯叛逃，遇赦免后又被人告发，结果都腰斩处死。
明初，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对不肯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施暴示威，也在法令之外使用腰斩之刑。著名诗人高启在入明后对朝政有所不满，在擢升为户部右侍郎时辞官不就，回到原籍吴淞江畔的青丘隐居，以教书为生。有一次，他作了一首《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诗中对宫廷生活寓有讽刺之意，朱元璋见到此诗非常生气，有心惩治他，一时未找到借口。后来，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知遇，把全家迁至郡城居住。魏观在府衙大兴土木，有一天高启为他作上梁文，文中对朝廷又进行讥讽。朱元璋得到密探报告，于是就下令把高启逮捕，腰斩于南京。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清代未见腰斩之刑，但这种酷刑并未绝迹。在现在革命史上，反动地主武装对共产党人进行报复，就又抬起古代统治者曾使用过的腰斩之刑。如著名革命英雄刘胡兰就是被还乡团用铡刀铡死的。
车 裂
明清小说写到某人惨死时，爱用这样的一句套语：管教他“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李存孝是唐末晋王李克用的义子，原名安敬思，因受李存信谗害被迫反叛，李克用把他擒获，带到太原，“车裂于市”。彭越是汉初开国功臣，刘邦采纳吕后意见，以谋反罪把他车裂处死，并灭其宗族1。一提及车裂之刑，令人谈虎色变，足见这是古代的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
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车裂古时称为辕或车辕。《周礼·秋官·条狼氏》中云：“誓驭曰车轘。”前人注解说：“车轘，谓车裂也。”可见，早在周代就已实行车裂之刑。春秋时，诸侯混战，各国君主对那些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加重处罚时，就采用车裂的办法。公元前六九四年，齐国“轘高渠弥”。公元前五九八年，楚国伐陈，将夏征舒“轘之栗门”，公元前五五一年，楚国“轘观起于四竟”，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又，周敬王时的名臣苌弘含冤而死，《庄子·胠箧》篇和《韩非子·难言》篇都说他是被抽肠致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车裂而死的。《淮南子·汜论训》云：“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据此，苌弘很可能是先被车裂，之后又被抽出肚肠。（参见本书《抽肠》）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商鞅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结果被擒获，车裂于咸阳。此事在《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秦策》、《韩非子·和氏》等史籍中都有记述，《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九回“咸阳市五牛分商鞅”更作了详细的描写。当时，也有人是在死后其尸体又被车裂的，如吴起、苏秦及秦国的嫪毐、赵高等2。
春秋战国期间，车裂之刑使用得相当普遍，有些仁智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刑罚过于残酷，主张废除车裂。周赧王时，齐王决定在本过实行车裂之刑，群臣纷纷进谏劝阻，齐王都不肯听从。子高（孔子的后人，名孔穿）来见齐王说：“车裂是无道之君的刑罚，而您却欲实行它，这都是您下属臣僚的过错啊！”齐王问为什么，子高说：“如今天下纷争，英雄豪杰都想选择一个有德的君主前去投靠他，打算干一番大事业。您如果滥用酷刑，就会失去声望，英雄豪杰们就不敢来了。本国的人民也将要背叛您了，这样下去，国家肯定会灭亡的。您的臣僚们面对这种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怕违背了您的意旨，招来龙逢被断首、比干被剖心那样的惨祸，这只是为了保全自身而不惜使主上成为桀纣那样的昏暴之君。所以我说他们的过错太大了。”齐王听取了子高的意见，取消了使用车裂之刑的决定。
遗憾的是，孔穿的正确主张和齐王的从善如流并没有使车裂之刑彻底终止，秦以后各代，车裂的做法仍然存在。
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陈胜的都将宋留率兵攻占南阳，听说陈胜已死，不敢再向武关方向进军，而向东撤退到新蔡，投降了秦军。秦将派人把宋留送到咸阳，宋留这个农民军的叛徒并未能保全性命，被处以车裂之刑。汉末农民大起义时，马元义在京师谋划起义，响应张角，并且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定于三月五日动手，因叛徒唐周出卖，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可见，古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这样的作乱者是深恶痛绝的，凡是捕获农民军的首领或骨干分子，不论他屈膝投降或宁折不弯，都要用凌迟或车裂这样最残酷的刑罚把他处死。
三国时吴国末年，孙皓也使用过车裂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