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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一夜情未必导致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或者报废，但也可能带来精神上巨大的折磨。21岁的张林是沈阳某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在与女朋友分手之后跟一个网友发生了一夜情。第二天，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如果得病了，我怎么办？”
张林赶紧在网上搜索了大量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资料，将所有相关的网页全部下载，随后逐一研究。他越看越觉得恐惧，从此，他突然有一种倒计时的感觉。张林本来在准备考研，可从此以后就无法看书。他每天要去很多次卫生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一天晚上，张林接到一个和他认识的大一女孩的电话，女孩和张林谈了很长时间，说张林有才华，人品好，最后，女孩突然说：“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样？”那位女孩的青春和清新让张林心动，可是他没有时间想别的，他的身心都被恐惧和罪恶感占据了。最后，他狠下心来，说：“我只想一心考研。”放下电话，泪水便从张林的脸颊流了下来。
一天，张林觉得身体有些异常，于是决心到沈阳市某医院去做检查。经过各种化验之后，医生告知张林得了非淋菌性尿道炎，要开一个疗程的药。15天一个疗程，一天300元药费，共4500元。张林一年的生活费才5000块钱啊！无奈之下，张林只好向同学借钱，借了20个人才凑到2000元，去医院开了一个星期的药。
两个星期后，张林听一个沈阳人说，他去治病的那家医院为了赚钱，没病也给开药。于是，他又到沈阳的一家大医院的皮肤科去检查，最后医生说他没病。张林不相信，因为他有症状，而医生说那只是因为上火引起尿道口变红。
因为后面这家医院诊断张林没有艾滋病，张林便怀疑自己会不会真有艾滋病。他又上网查找艾滋病的各种症状，并开始每天测量体温。后来，他想到了去献血，因为验血就可以查出是否患了艾滋病。张林来到医院献血，可检查艾滋病需要48个小时才能有结果。这两天张林始终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医院查出他有艾滋病以后会先通知学校。
虽然张林最后确认自己没有得艾滋病，但是他却已经变了，变得洁癖、多疑，变得不敢和异性接触。同学们说他越来越没有感情了，怪异得让人捉摸不透。
一时的快感让自己无缘无故花掉了几千块钱，还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并让自己从一个积极乐观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人。这样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
繁荣娼盛的大学
大学生做三陪小姐或者给人做二奶，这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关于男大学生“做鸭”的报道也时有所闻。有人专门通过面对面采访的方式调查了成都各大高校的三陪小姐，虽然我读大学的时候对这种现象早已略知一二，但他们的调查结果仍然让我有些意外。不但做三陪小姐的人数可观，而且这些人已经结成了较为紧密的组织，颇有产业化的趋势。有一位大二的三陪小姐轻描淡写地说：“如今哪一所大学外面不是红灯区呢？”
紧接着又有一名记者对武汉各高校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调查结果更加触目惊心。一位踏入风月场所已有两年时间的女大学生说：“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计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外语、中文、艺术和师范类的学生中更高。”一位的士司机更是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到武汉找小姐，不如找学生妹，既有文化，又年轻，还不会有病。现在因为做这一行的学生多了，价格也下来了，比起宾馆里的小姐，学生只是半价。”
一位已经入籍美国的商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连的女大学生“坐台”现象。这位商人身家过亿，在珠江三角洲拥有近千亩土地，并开设了多家服装生产厂，还在大连拥有现代化的水产品加工厂。他本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每年都向东莞和大连当地的社会治安基金捐献数百万元，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的国籍。以下是他那篇文章的一部分：
1997年夏天，我在大连参加大连服装节，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日本客户，在大连最著名的万达国际俱乐部宴请客人。酒足饭饱后，又陪同客人到KTV娱乐。万达国际俱乐部的PR以素质高闻名，而且号称从来不出台。这天陪我们的都是大连某学院日语专业的女大学生，能熟练使用日语与客人交流，宾主都非常满意。
或许是喝多了的缘故，一个叫加藤茂的日本商人突然对我说：“我想带这位小姐回酒店，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尽管是第一次来万达，但来之前已了解了情况，就对他说不行，因为这里的小姐们只能陪酒。不料加藤听了我的话以后哈哈大笑：“她们只是不陪中国人而已， 而日本人嘛，她们是求之不得的。不信我们打个赌？”
我只当是开个玩笑，于是就用中文问我旁边那位举止优雅的小姐：“您今晚可以陪我吗？”由于我们进KTV包房后一直用日语交谈，唱的也都是日语歌曲，在座的PR和服务员都以为我们全是日本人。忽然听到我用带着广东味的普通话讲话，那个“美丽”的小姐似乎大吃了一惊，下意识地连连摆手说：“不行，我从来不陪中国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加藤已经一把将她搂到怀里，用大坂乡音浓重的日语说：“那么我呢？”那个可恨的小姐竟然用十分标准的日语答道：“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热血涌上了我的心头，在这一刻，从来对日本人没有偏见的我，几乎想动手杀了加藤，但我更加痛恨的是那个“高素质”的大学生，她如此美丽，却又如此下贱。她为什么变成这样，对自己的同胞如此蔑视（尽管我比加藤有钱得多），对外国人却如此的崇敬？是什么夺去了她在外国人面前的信心和自尊？
笑贫不笑娼？
伴随着大学学费不停上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堪重负。有一些女大学生为了顺利地完成学业，被迫用自己的肉体来赚钱。而更多的女大学生走上三陪之路不但是因为家境贫寒，而且还归因于她们爱慕虚荣。
丽丽是成都某重点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做了两年三陪小姐了。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她一边抽烟一边做了如下的陈述：
我是单亲，我爸爸很早就抛弃了我和妈妈，妈妈供我读书真的很累。你也知道我们女孩子花钱比较多，而且喜欢攀比，所以我一直很自卑。我们寝室有一个成都西门的，她是哈韩一族，整天在寝室里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呢，则一直是那么土。可能是我太爱慕虚荣了，我喜欢钱，真的。终于有一天，我在聊天室和一个男人说好，我陪他一个晚上，他给我500元。就这样，我开始了。那男的是川大的研究生毕业，在高新区工作，很有钱的。此后，他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老妈子，以后她们经常劝导我，让我想开一点。说真的，一个周末就能挣七八百，这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干了一段时间以后，钱慢慢的多了起来，我也慢慢的认识了其他几个姐妹，我们在一起，花钱也就大方了起来。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做这一行了。
钱固然是一种好东西，一个有钱的大学生可以买最时尚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穿最流行的衣服、用最高档的化妆品，只要有足够的钱，开着法拉利跑车去上课自然就更爽了。可是，这一切都必须拥有吗？很多没有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大学生照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多没有用任何化妆品、穿着极为朴素的大学生也照样得到了著名跨国企业的聘用。
大学的风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学生之间的攀比之风也可能愈演愈烈，但是，就算身边的女生个个花枝招展，就算宿舍里的人总会讥讽自己是个土包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的虚荣并不应该构成对自己的伤害。别人要虚荣就让她虚荣好了，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穿得土一点、吃得差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一个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大学生来说，如果她因为一时的虚荣而选择出卖自己的肉体，那么她很快就能充分满足自己的虚荣，但是，她很可能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就回不了头了，很多年以后或许只能无奈地用厚厚的脂粉盖住眼角的皱纹和岁月的沧桑。而她大学期间如果省吃俭用，把别人对自己的鄙视和不屑做为努力奋斗的动力，毕业以后可能就将拥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若干年以后也将拥有自己幸福的家庭。用大学四年的艰苦来换取一生的幸福，何乐不为呢？
对于家境实在非常困难的大学生来说，就算不通过肉体赚钱，也还有很多的赚钱方式。这一点我在“勤工俭学的辩证法”这个专题中详细谈过了。事实上，女生在寻找兼职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很多家长为孩子找家教就明确表示只考虑女生，一些文职的工作也只考虑女性。做这些工作固然要比做三陪辛苦很多，而且挣的钱也要少很多。但是，在通过这些方式挣钱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一种能力的锻炼，而且，通过这些方式挣来的钱是干干净净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
除了贫穷和虚荣，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能会让女大学生走上出卖肉体的道路。有些女生失恋以后便自暴自弃，加上其他卖淫女生的循循善诱，于是跟着她们出去玩。在报复心理和其他心理的综合驱使下，这些女生也走上了卖淫的道路。
有些女生有很好的家庭条件，却照样加入了三陪的行列。赵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出身某省会城市，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1999年下半年，17的赵从外地考入武汉某重点高校，当时她最大的感觉就是孤独。入校不到两个月，赵在去东湖公园玩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那位老板的年轻英俊和善解人意很快就攫住了赵的心。就在当天晚上，赵将自己的贞操给了那位老板。
赵上床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好玩，但事后却得到了老板给的5000元钱。赵说：“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身体是可以用来挣钱的，并且挣得还不少。”接下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赵在那位老板的介绍下，开始结识各式各样的有钱人。每次玩，不仅解决了孤单的问题，又不要自己掏钱，还可以得到一笔收入。
此后的赵开始频繁出入武汉高校周边地区的酒吧、迪厅和宾馆。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赵坦率地说：“如果我勤快一点，现在每天出去3回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条件，人家也喜欢。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2万。我快要毕业了，但是不想去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收入满打满算就是3000～5000元之间，不仅不自由，还很辛苦。5000和2万，不自由和逍遥自在，你说我会选择哪样呢？”
赵还告诉记者，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高校里也开始有男同学“做鸭”，不同的是，男生卖淫的条件更高，长得要帅，善于讨女人欢心，还要身体好。很多男生起初以为“做鸭”是一种享受，可进了这个行业就发现大错特错了。“女生做了事之后还能坚持上课，男生可就惨了，因为精力透支，回来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