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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点；怕得不新鲜，照故乡的习惯，打算到除夕去买。那里知道太迟了；这一年接连好些日子，没有荤菜进口。人家过年，我家过了难；岂不可恨？
后来转到深山的乡间；农村的风气朴厚，左邻右居要好；一到年底；有的送大蒜来，有的送糕粽来，有的送自做的豆腐来；房东送鱼来；无虑没得吃。可是到了元旦，自然是阴历的，为难的事就来到；许多女邻居，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提着锡茶壶，拿着茶盆来敬一杯冰糖茶，算是要好，盛意难违，却之不恭；当初我托故预先避开，结果要她们多走几趟，或者老是坐着等候，只好勉强喝几杯，我名之曰恨茶。为着在深山的村庄过年，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
如今孩子已经有点大了，社会的习俗依然，也正如《彷徨》的《祝福》上所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不管战事怎样激烈，一到年边，照例随时可以听到爆竹声；因此孩子也要玩弄些花炮。过年的花炮火药气应该是香的，战场上火药气可很臭。战争中的过年的花炮火药气不知是臭是香。不能说是不臭不香；即使认作亦臭亦香，也很要不到；总是一种可恨之气呀！
原载1949年1月1日《论语》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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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过年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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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难未已，国难又起，二十六年，“八一三”的前夕，我从杭州赶到福州去教书。未闻火药气味，亦无炮声震耳，与其说是逃难，不如说是为谋生计。因我仅靠稿费糊口，已有一年之久，抗战军兴，势难再以写稿为职业。遂限学校内迁，溯闽江而至永安；美其名曰深入农村。山高水急，非不可玩，隐约感到探险意味。以文庙为校合，古色古香。虽属将就，也还可以将就。建设临时省会，永安成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校舍连中七弹，跟着学校再迁到离城二十里的山乡去。抱着孩子跑山路，爬上一坡又一坡；弄得汗流浃背，口渴肚饥，精疲力竭，这才真像是逃难。临时校舍是祠堂屋；连搁铺板的凳子都没有，晚上着地而睡，这才真像是难民。但照一般本地人看来，我们所吃的，可以说是天天在过年。他们饭中拌上红薯丝，配饭的，餐餐以蕹菜为主体。我们餐餐白米饭；一块钱老秤六斤的猪肉，六十元一个月的国难薪，不妨天天买得吃；两块钱请客可以全鸡全鸭的大嚼。
过着难民生活，竟有人在羡慕；这于哭笑不得之余，不能不深深的感动。许多住在永安山乡的同胞，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百多斤的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一天挑走一百来里路，吃的只是拌着红薯丝的饭和一些蕹菜之类，无怪脸上大概带着菜色。可是，一到阴历年底，祀神，祭祖，这就热闹起来；认真，用劲，过年是很像样的。如今还把锅子叫做鼎的永安山乡，据说犹如浙江的天台和四川的荣县，还是保守着许多古话的。似乎人情也还比较的朴厚，虽然把我们当作天天过年的看待，也当作难民的同情我们，而且认作教师的尊重我们。“先生”一声，叫得这样恳切，好像还是怀着“天地君亲师”的观念的，农村的街上不容易买到鲜菜，因为农家各自种着菜，无须上街去买，就随时送菜给我们吃，邻居又分地让我们自己种，帮助我们种。到了年边，拔得大蒜和菜头送给我们，自家磨豆腐的就送豆腐给我们。不但物薄而情厚；在他们，大蒜豆腐并不是薄物。深居高山，肉类以外无所谓年货，大蒜煎豆腐，也可以算一碗菜。──趁热吃，味道也委实不错。
可是还得吃年饭。自家不过年，邻舍办年饭来邀，盛意难违，而且这已有了义务的性质。
好意来请，如果不去，认为看不起；非万不得已是应该应酬的。左邻右舍，前前后后，去了这一家，不能不也去那一家。年菜照例是六色；同样的做法，同样的味道。说起来，名目并不错，有鸡，有鱼，有猪肉；还有海味。不过鸡，只小小的几块，一人一块，照例由主人或其代表用筷子挟到各人面前的调羹里。鱼大概弄了碎，见不到整块的，实在并不多，薄薄的混在卤汤中，胡椒香菜配得好，气味还不错就是。猪肉堆起高高的一碗，可是干巴巴的，因为油汤，煮了又煮，早已当作补品喝了。真可以叫做走油肉，吃了以后嘴巴不会腻。所谓海味，无非是紫菜蛏干羹，也是薄薄的，你一调羹，我一调羹，大家吃得滋滋有味。山中缺少碘质，患甲状腺炎的人很多，菜确是贵重的食品。四方的桌子，每面可以并坐三个人，不用圆桌面，每桌可以坐十二个人。可以大口一嚼的是每人一个蛋，也由坐主人的用筷子挟送。
其余的菜一碗碗的吃，吃了一碗才吃第二碗。每碗开始吃的时候大家擎着筷子接连点筷头。
“请请请！”互让首先下筷，显得很客气。吃到末了的卤脚，照例倒在下一碗吃的菜上。倒了以后碗沿留着的卤滴，就顺手把碗拿到嘴边去呷干。所谓碗，许多家实都还是用四角方方的木盘的，口大底小，好像是魁星斗。尖尖的角棱兜得很整齐。每次见着，我总觉得古代木工的巧妙。无论是木盘，或者陶器的碗，散席的时候总都是光光的；如果还剩着东西，那就是团子。散席以后不至于饿肚子，也是靠着团子的。这里并不舂糕裹粽，糯米团子，当天做起来得很多；吃饭以前先当点心，溅一点糖水或者盐水，盛在木桶里尽量吃。喝了酒以后又同猪肉装出两大碗来。用糯米团子代替拌上红薯丝的米饭，这就算作了过年。吃了这种年饭，才明了说我们天天过年的意思。团子我爱吃；不一定要到过年，平常请客，规模较大的，也大概用这个。但被邀请吃团子，总要防过“红菇关”。永安出产香菇，也多红菇。本地人喜欢用红菇，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红血血的颜色很美丽；但怕中毒，我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
不吃要被责问“为什么这样客气？”吃了以后又要把卤脚倒到第二碗的菜上去，这在我是很窘的。
原载1949年2月1日《论语》第170期
张献忠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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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五个四川朋友，一天聚集着闲谈，偶然提到原籍问题，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四川人：成都人的赵君原籍是浙江，华阳人的文君是湖南，自流井人的李君是广东，内江人的余君是湖北，峨眉人的金君是江苏。他们的祖先搬到四川去住下，都不过是两百来年以前的事情。他们还都保持着固有的地方色彩，一说穿就觉得是很确实的。
考查起来，现在住在四川的真正的四川人并不多，大半都是由各省赶拢去的，这是因为在明朝未了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大的杀人，形成了“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的话。
实事上四川人虽不曾杀尽，可是实在杀了不少。四川本是地大物博的，所以各省的人都赶拢去了。
随便杀人，本是有了刀枪的人的常事。不过一般的杀人，目的大概是为排除异己。
张献忠杀人的动机，却并非专为这个。他的七杀碑上明明这样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从这些话看来，他要这样杀人，好像是替天报复的。照蜀碧和蜀龟鉴所记载，他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任凭落下触在枪尖上，看着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情况以为快乐。可见他的杀人，替天报复以外，还寓着游嬉的意义。
据说张献忠以杀人为游嬉的方法多得很，有一回，他已积起了一大堆的妇女的小脚，带着他的爱妾去观赏。看了一 阵，觉得那山一般的小脚堆上还缺少两只出色的小脚做顶尖，就把他爱妾的脚割下来放上去了。
每到一处，他照例杀一大批人以后，还要把头，手和脚分别堆积起来，点清数目以后，记一笔帐，还要刻在碑上。
一天晚上，张献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儿子都杀了。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从人不去劝阻，于是把从人也都杀了。他的妻子固然服从他，他的从人连杀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劝阻，更是绝对服从的；但他统统杀了。可见他的杀人，并非专为排除异己。
张献忠的杀人，有时无非出于好奇心，譬如杀一个状元的事。他很尊重那状元，只是因为钦佩已极，要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多才多艺，就把那状元活活的剖开肚子来看了。
张献忠真可谓勇于杀人的了，杀人的花样也是够多的了。
但他都是明做的，不曾用过暗杀的手段，这一点还值得我们佩服的。
原载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６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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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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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以前坐人力车，现在坐三轮车或者汽车，当往来昭庆寺和井亭桥之间，驾驶车子的工人总是喜欢经过沿着浣纱溪的小路，不愿意一直顺着广阔的马路的。早先在北京，我也时常感觉到拉车工人的喜欢走小胡同，避开平直的大街，老是在小胡同里弯来弯去；在小胡同转弯，两辆车子难以并行，因此不时地要“站妆。当初我有点厌恶这种情况。后来感觉到了多转几个弯，原是为着缩短些路程，“折线大于直线”，一般驾驶车子的工人虽然没有学过“几何”，可是凭经验，多转一个弯，可以少花些力气、节省点汽油。劳动人民善于精打细算，这样做原是可感的。——在大街上按照交通规则要几乎直角地转弯；在胡同里转弯就是不走三角形的两腰，只走一条对角线。一个弯一个弯地累积起来，路程可以缩短不少。走三角形的对角线是最经济的办法，所以往来在斜街上的车子总是特别多，往来在昭庆寺和井亭桥之间的车子常要到沿浣纱溪的那条路上去行驶，原是要走“对角线”的缘故。
“走弯路”好像是要不得的；可是“弯路”，实在有着各种不同的性质。像上面说的，在胡同里行车，只要不弄错方向，多转几个弯，是可以缩短路程的。记得孙中山先生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他守约要赶去出席会议，时间已经很局促；他告诉司机，汽车必须在几分钟内开到。那位司机的确把车子开得很快，可是所走的路线，出于孙中山先生的意料，是在远道绕过去，就是走了弯路的。结果，车子开到刚好是要开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当初不则声，到了以后才探问：为什么要快，反而远绕了路？那位司机回答说：因为走近路，路上车辆拥挤，不时地要停驶，时间算不准，不如远绕些路一 直可以开到的有把握。孙中山先生是信任司机的，不怕他“走弯路”，所以准时到了会场。不久以前我到城站去接外宾，先到六和塔接得一位教授同行，时间已经局促，我要司机走“二路车”的路线直达城站，司机却要经过虎路寺从旗下转往城站，理由是走二路车的路线在南星桥附近怕有火车经过被拦住，而且路面较坏，不如远绕些路有把握。我因此记起来了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佩服这位司机，结果也赶上了时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许多传统剧目上演，古典文学已为许多人注意，如今报章 、杂志和舞台上，按比例说，反映新生活的创作反而更少了；因此有人疑虑，害怕走了弯路。现在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反映新生活的创作；可是新文化不能凭空产生。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鲁迅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