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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选择了先拍中影公司的《恋恋风尘》，代表了他内心争战的终结。
这段时期，因为侯孝贤一再更改计划的顺序，工作人员不知所从，使他赢得一个新的外号：好肖贤仔（骗仔贤）！
《恋恋风尘》结合了侯孝贤的两种企图。它是一个少男少女的痴情恋爱故事，感情简单真挚，易于明白，市场考虑比较轻易照顾。它是一个一九七一年左右乡村少年进入城市的故事，有着大环境的关照和台湾社会的尖锐观察，可以让导演大加发挥。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上午，《恋恋风尘》在台北市红楼戏院四周一家裁缝店开镜，该日的新闻资料上，詹宏志作如是说。新闻要点之一即题，侯孝贤的选择。
先是二月底吴念真另起炉灶，提出一个新的故事的分场大纲，当时叫作《恋恋风城》。
同时间我写了一份“散戏”的故事大纲，交人译成英文，预备连预算和工作进度表一起寄到柏林，当时改拟片名为《花旦与魔术师》。
三月下旬吴念真又交出《悲情城市》故事大纲，趁三月赴香港参加十大华语片颁奖典礼之便，侯孝贤张华坤与嘉禾的陈自强在半岛酒店商谈合作计划。
四月十八日，我和侯孝贤去纽约，是应现代美术馆邀请《冬冬的假期》编导参加“新导演，新电影”展。心情很复杂。其一，大陆片《黄土地》也应邀参展，与《冬冬的假期》是所有参展的十八部剧情片中两部中国人的电影；比起《黄土地》，《冬冬的假期》显然不及。不及，意指在纽约那样高眉（highbrow）的地方，《黄土地》的涉于政治性自然更能适合纽约知识分子的口味，相形之下，《冬冬的假期》简直太暖和缺乏批判意识了。
其二，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作祟。导致每每有人热心鼓动侯孝贤赴国外参加影展活动时，他就不免火气上升，非骂一句：“影展影展，他家爱搞的，干我屁事。”我则想起吴念真在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时，那嘲讽而不屑的笑脸，仿佛在说：“知识分子·闪开一边吧。”
对于第一点，台湾与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展中相遇这件事，前年我参加过香港举办的台湾电影节，和夏威夷影展中，已深受其冲击外，侯孝贤跑过的爱丁堡、伦敦、巴黎、柏林，亦无一次不是针锋相对。当我们以大陆最优秀的几位电影工作者作为对手的时候，便觉得，徘徊在商业跟艺术创作的两难之间风雨摇摆，将会是多么浪费了精神和力气。我们的眼光假如从对内移展到对外，便发现，一切的专心和着力除了只有摆在这个上面，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任何选择了。
但侯孝贤常说：“我真希望拍几部卖钱的电影，改变片商看法，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做起来。”的确，单枪匹马式的自保自励仍然不够，想要普遍渗入地吹出风气，非得集结更多有才华、有共识的人们做成。我渐觉自己变得又唠叨、又严厉，亦无非是想传达若干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者能在众人里面发生酵母作用，改变电影观众的素质和结构，未始不是一桩功德。
对于第二点，侯孝贤目前的电影总得经过国外影展的肯定而后推回国内引起议论，实在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正如侯孝贤从爱丁堡回来，说：“电影还是要拍给自己国人看，在那里让我觉得电影很假，很无趣。那里人的生活、想法根本不同，你拍电影要是光为参展，会很没意思。”言下有几分落寞。
于是去了纽约。决定把心情放轻松和平，侯孝贤笑道：“又不是没参加过影展，想骗阿财！”
抵达当天，《纽约时报》刊出坎比（vincentcanby）一篇影评，听说坎比的权威性，其评文一经见报，每被影界人士马上括引（quote）。我读了觉得并无非凡之处，随口说：“这么短的评！”被来接机的日报记者看了一眼，道：“有给你登就好啦。”
次日星期六下午又放映一场《冬冬的假期》，陪同的朋友们郑淑丽、谭敏、诺曼，十分紧张，因为有一位犹太人蕾内（reneefurst）要来看片，她做发行艺术电影的公共关系人，算第一把交椅，一九八三年坎城最佳影片的南斯拉夫电影《爸爸出差时》，及一九八五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都是她做出来的。片商信赖她的选片能力和判定，以此作为发行宣传的指标，淑丽说：“只要她看中你的片子的话，你就发了。”所以放映之前，淑丽谭敏频频暗示侯孝贤这个重要性，但愿他把他海外散仙的草根气质收敛一下。谭敏私下对我教诲再三，到底忍不住又当侯孝贤面叮嘱了一番，希望他的开场白风趣一点，纽约人那种幽默机智的调调，务必给蕾内一个好印象。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侯孝贤按捺不住他的义和团情结又死灰复燃，来个耍帅，那岂不扫兴，辜负了大家的好意。影展主持人介绍了编导之后，侯孝贤上台向观众说话，他道：“第一次来纽约，昨天从机场到旅馆，塞车塞得很厉害，原来里根也到纽约来了。听朋友说，纽约一直天气不好，到昨天才晴天，我以为是我带来了好天气，结果是里根带来的……”淑丽用她老纽约的讲话方式翻译了过去，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主持人请去吃饭，路上笑说：“不是里根，是你们，你们带来的好天气。我们都反对里根轰炸利比亚。”
隔日蕾内约我们在第三街她的住宅见面，对《冬冬的假期》有爱好，可以发行，她的理由是：“这部电影给奥克拉荷马的农民看，也看得懂。妈妈生病，孩子们到乡下外公家过暑假，是普遍能了解的情形，又布满趣味，是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中国人形象的一部电影。因为以前所看到电影中的中国人都很忧愁，例如大陆有一部电影在这里放映时，男女主角各分在不同的单位工作，无法见面非常痛苦，整部电影在描述这件事，观众就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相爱，他们却要隔在两地不能见面，观众无从了解。”
当场我听了当然兴奋，但也心中撩起一丝如侯孝贤的寂寞之感。究竟中国人的电影还是中国人看，那背景和情境惟与我们自己是亲稔的。这回亦多亏诺曼是蕾内新雇任的助理，等于埋伏了一位小间谍，蕾内来看片当天，引起多人的讶异探问，蕾内说：“因为我的新助理是中国人啊。”
后蕾内要诺曼再约见一次面，给她一个promise；相互凑出来的时间在离开纽约的前一晚，星期五九点钟，仍是她的寓所，他们家昨夜开了一场犹太人节日的派对。她愿意代理侯孝贤电影在此地的发展，主张这时候不急着卖《冬冬的假期》，待九月《童年往事》若获选参加纽约影展时再一起做，可卖得较好的价钱。或者在南方某特为片商发行人参加而举办的影展（忘记其名），推出侯孝贤的电影，包括《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连他的新片《花旦与魔术师》，就叫侯孝贤的四又三分之一展吧，几人听着都笑了。
走出蕾内第二十八层楼高的住处，那屋中陈设着收集自世界各地千奇百怪造型的乌龟和猫，这里是纽约。假如站在内有毕加索真迹的现代艺术馆门前，望过中心公园初春疏疏的林子，对街一列古式高楼亮着灯光，寒气晶莹，像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撒着银闪闪粉粒的圣诞卡片，明明就在眼前。但我知道连侯孝贤心里也这样在想着：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
天空飘小雪的那天，我们到联合国找刘大任，他带我们参观了一遭联合国，出来时指着门口一方巨石，上面凿有一孔，叫作一眼望穿。其实影展云云，也可以是一眼望穿的。中午我们在一家江浙馆吃饭，因侯孝贤谈到拍《风柜来的人》的素材和动机，张北海提出成长经验的题材也许再拍两部三部之后，将拍些什么呢·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大概是所有年轻创作者在靠他的青春和直觉创造出极出色的成品的同时，就必定会要面临的关口，过得了它，也许能继续创作下去，过不了它，就此天才夭折的，亦比比皆是。侯孝贤回答说：“我想我还是会拍家庭吧。”李渝即刻接话，意思说，拍家庭对了，要是去走入社会，那就糟了。
我完全了解李渝此话的背景与真实性。浅则言，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被太多急于走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造作得变了形，如此产生出作品来，不免一堆词浮意露的廉价喧哗。深则言，在座诸位都是经过大风浪风过场面的人，以接近知命之年的阅历来看作品，自有其个中真味。如小说里有鲁迅那样沉郁顿挫的批判时代，也有沈从文那样游于造化的天然，也有如张爱玲那样对现状全是反叛，而因为写得柔和，是观察的，不是冲动的，许多人看不出来，甚或以为只写男女爱情。再如电影里，我听焦雄屏讲过，以前她所崇敬的导演，至今若纯属个人钟爱来说，一是小津安二郎，一是费里尼。费里尼即使如他早期的写实电影《大路》等，亦不全是环绕在新写实主义反映的战后贫困的主题上，而宁是在于爱情、青春、生命，故为此曾被他同时代的人攻击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亦与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大异其趣，而小津更是日本民族的，那种对人生思省的悠远之境。
侯孝贤因带了《童年往事》的录影带来，大家看完带子便到张北海家聊天。《童年往事》由许多个别的记忆片断连缀而成，但连缀之间仿佛不够一种介入切深的观点引领观众走到电影的核心。郭松提出看法，说是《童》片有意让它东一块西一块的，它可以像很多片子那样去“圆”却有意不去“圆”，这是导演已在层次之上高明的地方，然而还可以凝聚到内容里面，譬如像收音机播放金门炮战的消息这些做法，其实都太轻易了，应该要渗在生活之中透出才更好。
当时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的学生易富国，偏爱侯孝贤的电影，遂跟郭松辩论起来。易富国发长及肩，唇上跟下巴长一撮胡须，言词不让。我看着他那副不务正课的样子，似乎许多年以前郭松他们做学生时的神气正投影在他身上，两个年纪的对话，而之间，一个最后浪漫的年代已经过去。论《童年往事》的好坏成败，此刻我早已不生任何意见，只觉今日相聚难得。侯孝贤两边听听，果然也道：“易富国你说的我知道，可是郭松说的，我想是要往更纯的那里走去，对啦，更纯。”
虽然在回程飞机上，侯孝贤谈起这个纯字，彼此都同意，我们还年轻，还不怕杂，杂一点也好。
因为杂，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可能是为电影而电影。余英时一篇记吴清源的文章写道：“他是为下棋而下棋，不但超越了利，而且超越了名。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吴清源的大事因缘便是围棋。”但也可能拍电影是为了中国电影跻身国际影坛。为了观众喜欢，票房好。为了说不定赚大钱，大家分红去坎城威尼斯玩。
似乎侯孝贤的选择，变得什么都不可拍，也什么都可拍。
有一天在讨论《花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