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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看着看着突然眼花起来，觉得脑后有点儿凉。大概是这几天睡得少了吧。”
我说：“那你不要去了，倒半天休吧。”她说：“好”，就让我去和队长说。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坐在走廊上给我们洗衣服，还说：“你们到屋里去看看。”
我们进屋一看，她把屋里的布置改了，还把我们的一切破鞋烂袜子全找了出来，可以利用的全洗干净补好了。屋里也干净得出奇。她悄悄地跟了进来，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地说：“我干得棒吧？”
我说：“很棒！你睡了没有？”
她笑着说：“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起来干活。”
大许说：“你该多睡会儿，等我们回来一块动手那要快多啦！你好了没有？”
她说：“我全好啦，我要起来干活。我是劳动妇女。”
我们觉得“劳动妇女”这个词很好玩，就笑了半天，以后有时就叫她劳动妇女。可是当天晚上她又不好，说是“眼花，头痛”。我一问她，原来这毛病早就有了，只是很少犯。于是我们叫她去看病。星期天我们陪她到医院去，医生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名堂来，给了她一瓶谷维素，还说：“这药可好啦，可以健脑，简直什么病都治！”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走到大河边上，她看见河水就高兴了，她说：“我们膛过去！”我说：“你得了！好好养着吧！”她笑了。于是我们走桥过去。那座桥是竹板架在木桩上搭成的，走—亡去“吱啦吱啦”响，桥下边河水猛烈地冲击桥桩，溅起的水花有时能打上桥来。我走在前面，她在中间，她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我需要养着啦，都要我养着啦。水真急……”忽然她站住了，说：“小王，你走慢一点！”我站住了。她橐橐地走了几步，一把抓住我肩头的衣服，抓得紧极了，我感觉她的手在抖。我觉得不妙，赶快转过身来扶住她。我看见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神情又痛苦又恐慌。我吓坏了，对她说：“你怎么啦！是不是晕水了？你睁开眼往远处看！”人走在急流的桥上或者蹚很急的水，如果你死盯住下面的浪花有时会晕水，这时你就会觉得你在慢慢地朝水里倒去。这个桥很窄，桥上也没有扶手，有时可以看见在桥头上的人晕水趴下爬过去。我才来时也晕过一次，所以我问她是不是晕水了。这时大许也从后边赶上来，我们俩扶住她，她像一片树叶一样嗦嗦地抖，她说：“我头疼，我一点也看不见了……你们快带我离开这桥，我害怕呀！我怕……”她流了眼泪。我们赶紧把她抬起来，她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过了河，我们把她放下，她躺在草地上抱着头小声哭着说：“我头痛得凶。刚才过河的时候突然眼就花了，眼前成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雾，接着就头痛……你们快带我回家，我在这儿害怕，我心里慌。”
我赶快抱起她往家里跑，她一路上抱着头，有时她又紧抱住我，把头紧贴在我胸前，她不仅痛苦，而且恐惧。看见她跟痛苦与恐惧搏斗，我们都吓坏了。半路上大许替换了我，她一察觉换了人就恐慌地叫起来：“你是谁？你说一句话。”大许说：“是我，小红，是我。”她就放了心，又把头贴在大许胸前。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家，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卫生员。我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叫：“你们别都走了呀！”大许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卫生员找来，她根本就没问是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止痛针，小红一会儿就不太痛了。后来她睡了。我们给她打来了饭，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吃什么。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f来，在窗上点起了煤油灯。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后窗户全打开了。我和大许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们谁也没说话。窗前经常有黑影晃动，我也没去管它。后来才知道和邢红住在一起的女生发现她没回去睡，就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准备捉奸。她们准备灯一灭就冲进来，可是灯一直没灭，她们也就没敢来。谢天谢地她们没来，她们要是闯进来，很难想像我和大许会做出什么举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平时用来杀鸡、切菜的杀猪刀，当时我们肯定会想起来用它。要是出了这种事，后果对大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到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醒了。她在蚊帐里说，“小王、大许，你们都没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是全好了。我要回去睡了。”
我们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说：“嘻，过河的时候头猛然疼起来了。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说：“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啦？”
她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头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慌，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然后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啦，不说啦！”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声音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不是从外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吧？你别吓唬我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作声了。后来大许说：“你应该去看病，要争取到外边去看。一定要把病根弄明白，一定要。”
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去看病你们要陪着我。我不去。”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就答应了，不过说她不要我们陪着去。第二天我们下地，中午回来时她还没去医院，反而起来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来尝。可是我们板着脸上伙房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就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看病就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我们赶快把饭盆放下过去哄她，后来她不哭了，后来又笑了。她噙着眼泪说：“我一定去看病，可是你们一定要吃我做的饭。我做得得意极啦！你们要是不吃我就不去看病，就不去！”
于是我们坐下一起吃她做的饭，她又说：“以后不带这样的啦，两个人合伙给一个人脸色看。”
我说：“为了你好还不成吗？”
“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我们俩直点头。我们把她做的饭大大夸奖了一番，而且是由衷的夸赞，她高兴了。下午上工前我们把她送到桥边。收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
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的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丁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丁。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