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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于是我们下河去了，大许在岸上呆子一会儿，就心安理得去抄检查了。我和邢红一起在浅水处奔跑，又到深水处去掏老乡下的鱼篓，看看他们捉了几条鱼，不过我们没拿他们的。我有点迷上邢红了，她显得矫健又玲珑。她真美啊。我开始对她有了一点不寻常的感情。后来我们上了岸，大许已经抄好了他的检查。我们就一起溜回去，谁也没看见我们。等挖渠的人回来，我正手托着头冥思苦想哩。可是我想的是邢红这么帮大许的忙，莫不是爱上他了？这时，教导员来要检查，我就给了他。
教导员把我们的检查看了一遍，勃然大怒。他立刻决定批判我们。吃完了晚饭，他把一些人叫去开预备会，其中有好几个是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开完会回来，他们都绷起脸来不理我们，和别的同学说话也背着我们。有人小声告诉我：要批判你们啦。我心里慌了一下，后来一想，慌什么呢，反正到了这步田地，豁出去了。顶多是“站起来”，“到前边站着”，去听批判。
谁知到了晚上，教导员派了两个人来跟着我，连我上厕所也跟着。平时我跟他们都住一个屋，这会儿耷拉着脸也不理我了。我觉得有点不妙，脑袋后面直发凉。到晚上有人吹哨，叫大家去开会，我看见大许背后也跟着两条大汉。啊哈，会场上点着四盏大汽灯，可真舍得油啊。教导员站到桌前，说：“今天这个会，是批判破坏宝像的许得明、王小力和邢红的大会。把许得明和王小力带上来！邢红在下面接受批判。”我后面的两个人就来推我。我站起来走上去，可是感觉有点腿软。大许也走到前边来。邢红也跟上来了。教导员对她了瞪眼说：“谁让你上来的？”她说：“批判我们三个人嘛，我当然上来。”教导员冷笑一声：“好啊！”他大喝一声：“你们面向群众，低头！”
面向群众倒不怕，低头可是低不下去。教导员大吼一声：“把许王捆起来！”跟着我的两个人立刻就来扭我的胳膊，我拼命挣扎。真想给那两个家伙一人一拳，还是同学呢。可是我不敢打人，只把双手捏在一起，不让他们把我的手扭到背后。我听见大许使劲地喊：“啊……！！”底下老职工乱起来，有人叫：“是些小娃娃嘛，捆起来干哪样？”折腾了半天，教导员扑过去帮着捆大许，结果把大许捆起来了，我呢，还没捆上。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劲，简直邪性，双手握在一起，三四个人都弄不开。教导员来看了看，说一声“算了”，于是就开会。可是邢红站到他面前说：“你也把我捆起来！你捆！”我们那儿批判会常常捆人，可还没捆过女的呢。教导员不敢动手，就叫女知青来“押住”邢红，果然就有两个积极分子上来扭住了她的胳膊。教导员回头来看我，我冲他瞪大眼睛，他又叫人来捆我，这回我让他们捆了。那硬邦邦的竹壳子捆住手腕疼得要命，绳子往脖子上一扣马上就透不过气来。这会儿下面的人走散了一半，我们队长也不见了。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说我们是“知识青年的败类”等等。正在批判，队长跑来说：“团部指示，这个会不能开，尤其不准捆人；叫先把人放了。”教导员刚要瞪眼，队长说：“政委说了，这个事你要负责任。”教导员立刻软了下来，不得不宣布散会。
根据团里的意见，毁坏宝像的事情是无意的，不予追究。捆打知识青年一事教导员要道歉，受害者也不要上告，事情就这样两拉倒。
当晚，我和大许坐在床上根本不想睡，气得脑门子发涨。细细一想，斗我们捆我们的全是自己的同学，为了什么呀，不过是为了给教导员留个好印象，以后能在讲用会上说说他们怎样站稳了立场，然后到团里当个文书、干事之类，写些狗屁不通的报告。为了这个背叛我们，值得吗？
熄灯时，我们屋那两个家伙回来了，怯生生地轻手轻脚地溜进门来，悄悄地坐在床上。我一下子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两个搬出去！别跟反革命住在一块！”有一个小声说：“王哥，别赖我们。我们也没法子。”我的野性发作起来，大吼一声：“滚出去！快滚！”接着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他们两个不敢再说什么，忍气吞声地捡起东西走了。
邢红也不和同屋的女生说话了，还拌了两句嘴。我和大许知道以后，第二天上工的路上毫不留情地骂那个女生。我们简直丧失理性了。我们两个叉着腰骂她是“走狗”，是“马屁精”、“缺德鬼”，骂得她捂着脸哭了一整天。其实我们本不至于骂出这样的话，可是我们一想起那天晚上她在会场上撅邢红的胳膊，还揪她的头发，就气得要命。她要是个男的非挨我一顿打不可。大许不会打人，他只会在别人打他的时候还手，可是我那些天像个野人一样，邢红说我在地里干活时都斜着眼看人，一副恶相。
这事过去之后，有些家伙开始在背后给我们造起种种谣言来。队里风言风语地传说我们有什么生活问题。这种话使邢红很伤心，可是她从来也没对我们提起过。我们也不好和她说这个，只是以后我们益发形影不离，就连吃饭她都要端着碗到我们屋里来吃。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不论时间多短，她也要来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和我们在一起时她显得迷人，她对我俩都好。她箱子里有很多书，晚上我们就读书，哪儿也不去，就是连里开批判会我们也只当不知道。后来她索性把脸盆漱口杯都拿过来了，弄得我们的懒觉再也睡不成，因为天一亮她就来敲门，说：“快起来！我要进来啦。”中午我们睡午觉的时候，她就在我们屋洗头，洗好头以后就静静地坐下来看书。只有晚上睡觉才回她屋去。
我和大许都爱她，可是我们都不想剥夺了她给别人的一份爱，因为她似乎同样地喜欢我们两个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我们那里的旱季天特别长，由于是农闲，收工又早，我们回来时天还很亮呢。大许去水井打水，我把我俩的脸盆和毛巾拿到走廊上来。他把水打回来了，我们在门前脱成赤膊，洗去身上的泥巴，这时我们可以听见屋里的溅水声。我们洗完以后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这时她就在屋里说：“大许，小王，你们洗好啦？”“啊。”“你们别进来，我还没好呢。”她从来不插门。等到她说“好啦”，我们就走进去。她坐在窗前的床上，嘴里咬着发卡。我说：“我们干什么？”
“看书吧。把我的书箱子打开。”
她有好多书，有她带来的，还有她借来的，还有人家送给她的。她穿着我的拖鞋走过去把门打开，让黄昏的阳光照进屋来。她喜欢躺在床上看书，用一块塑料布垫在枕头上，免得湿头发把枕头弄湿。她还有很多孩子气的小毛病，看书的时候会用脚趾弹出“橐橐”的声响。开饭钟打响的时候，她有时会发起懒来，当我们收拾起饭盒，对她说：“小红，起来！去吃饭。”这时候她会轻轻地一笑：“我不想起来。你们给我打来吧。”我们说：“你太懒了。我们今天不想侍候你。”她会说：“那我还给你补袜子了呢！我还给你洗衣服了呢！”我们就说：“我们这是为你好，你要得懒病啦。”她慢慢坐起来，然后又躺下去。“不会的，少打一次饭得不了懒病。再说我比你们都小，你们应该让着我。”于是我们就让着她了。
吃完饭，天开始暗下来，她还是躺在床上看书，过一会儿她会忽然欠起身来问：“大许，你看什么书呢？”大许告诉她，她说：“噢。”然后躺下去，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我，我也告诉她。她也许会高兴地继续说下去：“噢，是肖。你喜欢他吗？”我说：“挺细腻的，不过还是不喜欢。”“哎呀，我可喜欢他呢，那老头可精啦。”要不然就会莫名其妙地说：“喂，喂喂！你们俩都别看书啦。问你们，喜欢杰克·伦敦吗？”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哪会说不喜欢。她说：“他太野蛮啦。人应该会爱，像好人一样。对！我不喜欢。”我反唇相讥：“你是小姑娘。你别傻啦。”她会高高兴兴地说：“对啦，我是小姑娘。”说完了就不作声了。
天黑到在屋里不能看书时，我们就都到门外去坐。有时候一声不响，看着天边一点点暗下去，对面傣寨里的竹梢背后泛出最后一点红色。有时候她会给我们讲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讲得特别有意思。她讲她有一次和哥哥爬上屋顶去摘桑葚，那是一座西式的房子，尖尖的洋铁皮顶，哥哥上树去了。让她坐在屋顶上等着，可是她往下一看，高极了，足有七层楼高——那是两层楼，不过她才四五岁，当然觉得高。于是她反过身来往上爬，越爬就越打滑，一直滑到离房檐不远的地方，吓得她一动也不敢动，大哭起来。晚上回家以后，衣服上剐破的窟窿叫妈妈看见丁。不管妈妈怎么问，她也没说出哥哥来。她骄傲地说：从那时我就感到，大人的话有时可以不听，应该正直，不出卖人，这比听话重要得多。她还讲过别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很爱听。她说困难时期，她的同桌家里孩子多，总是吃不饱。她每天给他带一个窝头。可是后来上中学以后他就忘了她，见了面也不理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嘻，我们上中学时也不敢和女同学来往，为了做个正派人。总之，我们渐渐发现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什么也不怕。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赞美光明，在我们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她比我们俩加起来还聪明得多。
因为我们三个人形影不离，大家渐渐把我们看成怪人。他们看见我们一起走过来都带着宽容的微笑。他们还是喜欢我们的。有一次我远远听见几个老职工说：“三个挺好的孩子，都是教导员给害的。”原来他们认为我们得了某种神经病。后来我告诉大许和小红，他们都觉得好笑。不管怎么说，我们愿意在一起，让他们去说吧。
后来队长派活也把我们三个派到一块，通常都是三个人单独在一块干活。可是有某种默契，就是我们必须不挑活。开头是让我们三个去田里把稻草拉回来。我们赶着三辆牛车。一般女同志不适合赶牛车，因为牛有时候会调皮。可是邢红赶得很好。我们赶上车到地里去。旱季的天空是青白色的，地平线上白茫茫，田野里光秃秃。太阳从天上恶狠狠地晒下来，连一片云也没有。稻草干得发脆，好像鸡蛋壳一样。我们往车上扔稻草的时候，邢红站在车顶上接着。她穿着我们的破衣服，衣服显得又大又肥，她的样子好玩极了。我们把稻草捆拼命地往上扔，一直扔到她抱怨起来：“慢一点啊！”等我们停下手来，她就趴在稻草上笑着说：“你们真伟大，不过还是慢一点。”如果我们再快扔，她就躺下不动，直到我们扔上去的草把她埋起来，她才从草里钻出来，飞快地把草码好，还高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