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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晚上我们就这样头顶头地干起来了，也不顾白天黑夜。很快，我们背心上的钮扣互相摩擦，有如牙齿上下碰撞；一会儿我们又互相追逐，彼此距离总是差不多；我们浑身发热，像热带的动物一样。我们又像古代战争中的胸甲骑士一样跺着脚走，昂着头，往小胡同下面进军，我们又以这种攻击姿势继续向大路上挺进，个别人进入街道的沟渠里，但他们并未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而是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你们把我们拽下来嘛，别忘了，我们并不蠢。”——
“你们说说看，你们可是胆小啊！只管来嘛！来嘛！”——
“真的吗？你们？就是你们，要把我们拽下来？没瞧瞧你们那副熊样？”
我们开始攻击，我们被胸脯撞击着，被摔在沟渠草丛里，我们跌倒了，是自愿的，草丛里到处一样的暖和，草丛的冷暖我们不知道，只觉得累。
我滚向左侧，以手当枕，这时我真想睡觉！虽然我想用突出的下颚把自己顶起来，但却滚进了更深的沟里。然后我手臂支撑前面，两腿斜缩，向前扑去，结果又掉进了一个深沟，肯定比前一条沟更深，但我一点也不想停止这种游戏。我真想在最后的一个沟渠里充分地放松自己，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特别是我的膝盖，我几乎忘记了它。我躺着，我躺着笑了，我的背有毛病。当一个男孩双肘贴着髋部从斜坡越过我的沟渠跳向大路上时，我看看见他墨黑的鞋底，这时，我眨了眨眼。
月亮升得相当高了，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四处轻轻飘起，在壕沟里我也感觉到了。附近的树林里已开始沙沙作响，这时，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觉得孤独。
“你们在哪儿？”——“过来！”——“大家一起来！”——
“你躲什么，别胡闹！”——
“你们知道邮车过去了吗？”——
“没有！已经过去了吗？”——
“当然，在你睡觉的时候，邮车已经过去了。”——
“我睡觉了吗？我可没有睡呀！”——
“别吭声，有人看见了。”——
“我求求你。”——
“过来。”
我们靠得很近地跑着，有的人彼此握手，头昂得不够高，因为大家都在朝下走路，有人发出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呐喊，我们疾速奔跑，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快跑时风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恐怕什么也挡不住我们。在超过别人时，我们可以交叉手臂，而且安静地环视周围。到了野溪桥我们就停下来了，继续往前跑的人也返回来了。桥下的水冲击着石子和植物的根部，好像还并不多晚，我们之中居然没有人跳到桥的栏杆上去。在远处的灌木丛后驶出一辆火车，所有车厢通明透亮，玻璃窗肯定都打开了。我们中有一个人开始唱起了矿工之歌，我们也都跟着唱。我们唱得比火车前进的节奏要快得多，我们摇晃着手臂，歌声的力度不够，但我们歌声紧迫，并因此而开心。如果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并领起其他人的声音，他就如同被鱼咬住一样，大家跟着他唱起来。我们唱近处的森林，唱远方的游子，声声入耳。大人都还在活动，母亲们正在收拾夜晚的床铺。
时间到了，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人亲了一下，和离我最近的三个人拉了拉手，然后开始回家了。没有人叫我。我拐进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他们看不见我了。我在田间小路上跑着，又进入了树林。我赶往位于南边的城里，从那儿就到我们村了。
“注意，那儿有人，他们不睡觉。”
“那他们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们不累。”
“他们为什么不累？”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要累多好啊！”——
（陆增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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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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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日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５世纪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计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居奇”，这样又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