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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车场的某处，开门，闭门，亮了灯，轰的便远去了。
他还喜欢开快车。我已把车子卖了，便踱步到对面怡东酒店截计程车。
很久以后都会记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复以后，恐怖都变成了滑稽，爱玉和我其后便玩血塘游戏：浅浅的放一缸暖水，开一支红酒，玩纸牌，轮的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总督察与谋杀犯。法官与建筑师。我穿着爱玉的睡袍，爱玉穿我的西装，预备给婴儿的娃娃充当谋杀犯。冬天来了，我们便忙得不亦乐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着送院，爱玉忙送葬，回家来忙张罗婴儿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爱玉生产那天碰到了那个洋总督察，衣服有点旧，胡子长着，夹点白，正在“不准吸烟”的牌子下抽烟。我招他：“认得我吗？就是一家5口谋杀案那个。”
四周转来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说：“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机点起烟来。“好吗？又有人死了吗？”他只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只好乱扯：“我太太进院了。早产，有细菌感染。孩子可能会痴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烟。医院员工还是来了，慢一点，总会来。也不多说，只指示“不得吸烟，违者罚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着督察，在医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晒太阳。
“这怎办？”他忽然问。
“他们不会罚我们款的，我认得他。”我说。
“不，这你们怎办，如果生了痴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爱呢。”
他叉点了第二支烟。我在看树上两只麻雀交谈。
“我儿子。贩毒。弃保潜逃。在机场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释。自杀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吗？”
他又摇摇头。我自然很失望，只好应道：“也好。生存也不错。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后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戏，“我变”地变在手中，送了给他：“鬼佬，干吗愁眉苦脸。你儿子要贩毒，要逃，要自杀，也实在无可阻挡呀！”他奇道：“你这个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这样你说我应该怎办？”我答：“没怎办。
怎样怎办呢，玫瑰花不种也不收，也没怎办。这样办，办下去。“说得一塌胡涂，搞得洋人老皱眉。医院员工又远远地向我们走来了。我低头看，原来我们踏在”请勿践踏，违者罚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说无益。“他就也不多说，低头说句再见，便双手插着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阳光里，分外显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们的孩子果真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爱玉和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夫妻轮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亲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装大衣。痴呆孩子快乐地生长，脸孔粉红，只是不会转脸，整天很专注地看着一个人，一件事，将来是一个专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灾有什么政制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东很快粉了喜气洋洋的粉红漆，园里种了一大丛新的玫瑰与茉莉，又种了一株白兰花树。又住进了一个家庭，男的喜欢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电器。
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因为希望原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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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丰子恺
．t．xt．．小．说．天．堂．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
这举动究竟出于甚么旨意，本于甚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甚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甚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象花猫偷食时候的“ｎｇａｍｎｇａｍ”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姊姊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于是我就做了评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投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由于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惕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
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象我们的穷屈？
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害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