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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游什么？”丁人！既没这事，铁塔为何被封，宪兵营为何说出这话？这不是一个确实证据么？
Ｂ．女师学生之自述此事发生以后，敝班同学张君即向女师询其姑与嫂有无此事，他们总含糊不语。再者我在刷绒街王仲元处，遇见霍君的妻，ＭｉｓｓＷ．Ｔ．Ｙ．（女师的学生），我问她的学校有“死人”的事否？她说死二人，系有病而死，亦未说系何病。她说话间，精神很觉不安，由此可知确有此事。你想彼校长曾言该校学生并未缺席，王女士说该校有病死者二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不是确有此事的又一个铁证么？
总而言之，军队奸杀女生，确切是有的，至于详情，由同学朱君在教育厅打听得十分详细，今我略对你叙述一下：
四月十二号（星期日），女师学生四人去游铁塔，被六个丘八看见，等女生上塔以后，他们就二人把门，四人上塔奸淫，并带有刺刀威吓，使她们不敢作声，于是轮流行污，并将女生的裙，每人各撕一条以作纪念。淫毕复将女生之裤放至塔之最高层。乘伊等寻裤时，丘八才趁隙逃走。……然还有一个证据：从前开封齐鲁花园，每逢星期，女生往游如云，从此事发生后，各花园，就连龙亭等处再亦不睹女生了。关于此事的真实，已不成问题，所可讨论的就是女师校长对于此事，为什么谨守秘密？据我所知，有几种原因：１．女师校长头脑之顽固女师校长系武昌高师毕业，头脑非常顽固。对于学生，全用压迫手段，学生往来通信，必经检查，凡收到的信，皆交与教务处，若信无关系时，才交本人，否则立时焚化，或质问学生。所以此事发生，他恐丑名外露，禁止职员学生关于此事泄露一字。假若真无此事，他必在各报纸力白其无。那么，开封男生也不忍摧残女界同胞。２．与国民军的密约此事既生，他不得不向督署声明，国民军一听心内非常害怕，以为此事若被外人所知，对于该军的地盘军队很受影响，于是极力安慰女师校长，使他不要发作，他自尽力去办，于两边面子都好看。听说现在铁塔下正法了四人，其余二人，尚未查出，这亦是他谨守秘密的一种原因。
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应守秘密的。况女生被强奸，并不是什么可耻，与她们人格上，道德上，都没有什么损失，应极力宣传，以表白豺狼丘八之罪恶，女同胞或者因此觉悟，更可使全国军队，官僚，……知道女性的尊严，那么女界的前途才有一线光明。我对于这个问题，早已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今得痛痛快快全写出来，我才觉着心斗很舒宁。
Ｓ．Ｍ．十四，五，九，夜十二点，开封一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旭光周刊》第二十四期。
通讯（复高歌）
高歌（２）兄：
来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长虹（３）告诉过我几句，大约四五句罢，但也可以说是知道大概了。
“以为自己抢人是好的，抢我就有点不乐意”，你以为这是变坏了的性质么？我想这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所以你终于还不能证明自己是坏人。看看许多中国人罢，反对抢人，说自己愿意施舍；我们也毫不见他去抢，而他家里有许许多多别人的东西。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开封《豫报》副刊。（２） 高歌 山西盂县人，狂飙社成员。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与吕蕴儒、向培良等在河南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３） 长虹 高长虹，高歌之兄。参看本卷第２０７页注（１４１）。
通讯（复吕蕴儒）
蕴儒（２）兄：
得到来信了。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下略。）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２） 蕴儒 吕蕴儒，名琦，河南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通讯（致孙伏园）
伏园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有几段，是希望公表的，现在就粘在下面——
“我来开封后，觉得开封学生智识不大和时代相称，风气也锢蔽，很想尽一点力，而不料竟有《晨报》造谣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闻！
《晨报》二十日所载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证明其全属子虚。
一：铁塔地处城北，隔中州大学及省会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临，自非绝荒僻。军士奸污妇女，我们贵国本是常事，不必讳言，但绝不能在平时，在城中，在不甚荒僻之地行之。况且我看开封散兵并不很多，军纪也不十分混乱。
二：《晨报》载军士用刺刀割开女生之衣服，但现在并无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干不得带刺刀。说是行这事的是外出公干的兵士，我想谁也不肯信的。
其实，在我们贵国，杀了满城人民，烧了几十村房子，兵大爷高兴时随便干干，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号为有名的报纸，却不应该这样无风作浪。本来女子在中国并算不了人，新闻记者随便提起笔来写一两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学生拆白等等，以娱读者耳目，早已视若当然，我也不过就耳目之所及，说说罢了。报馆为销行计，特约访员为稿费计，都是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２），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３）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４）。
通讯（致向培良）
培良（２）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３）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４）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５）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６）两篇。第三篇斥朱湘（７）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８）。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２）培良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３）《莽原》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６）。（４）“琴心”的疑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参看本卷第４８页注（５）。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６）《槟榔集》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７）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草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８）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
通讯（致郑孝观）
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２），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３）；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４），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复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郑孝观，后改名宾于，四川酉阳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北京中俄大学讲师。
（２）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